伯纳德·巴鲁克

美国普罗米修斯:奥本海默的胜利与悲剧

伯纳德·巴鲁克是金融家,受命于1946年向联合国提出美国关于国际原子能控制的方案。他发挥的决定性作用并非只是照搬专家拟定的计划——他改变了计划的条款,把执行措施、美国的控制权以及保留原子垄断置于计划起草者所寻求的合作之上。由此与J.罗伯特·奥本海默及《国际原子能控制报告》的其他支持者产生的冲突,助长了国际协议的早期契机最终转为谈判失败。

地位与政治利害

巴鲁克参与原子能控制辩论时,已是一位人脉广泛、与政界和商界关系密切的金融家。国务卿詹姆斯·F·伯恩斯是他的长期商业伙伴,两人都是纽蒙特矿业公司的董事和投资者;该公司在铀矿方面拥有重大利益。巴鲁克的顾问包括保守派银行家费迪南德·埃伯施塔特和约翰·汉考克,以及纽蒙特公司首席执行官、采矿工程师弗雷德·西尔斯二世。他们对私人所有的矿山可能转由国际机构管辖的提议深感担忧。这些利益与巴鲁克的政策异议相互交叠,意义重大——拟议设立的原子能发展局不只会监督武器,还可能控制矿山和新兴核工业的发展。

巴鲁克也把美国原子弹视为“制胜武器”。这一信念使他从不同于奥本海默和报告其他支持者所强调的角度看待问题。对他们而言,核心问题是在不受控制的军备竞赛形成之前,如何建立国际控制。巴鲁克的做法则把美国拥有原子弹视为一种筹码,用以保留并可能强制维护美国的优势。这两种立场都可以诉诸安全之名,却指向相反的结果——一种是需要移交权力的合作性控制,另一种则是保留美国手中决定性权力的惩罚性安排。

任命及与奥本海默的冲突

《国际原子能控制报告》送达白宫后,奥本海默起初满怀希望,认为总统会认识到控制原子能的紧迫性。伯恩斯表示自己对报告印象良好,但对其中建议的力度之大感到震惊。一天后,他说服哈里·S·杜鲁门任命巴鲁克,将政府的提案转化为提交联合国的方案。奥本海默给朋友威利·希金博瑟姆的答复十分悲观:“我们完了。”

然而,巴鲁克还是寻求奥本海默的帮助。1946年4月初,两人在纽约会面,讨论由奥本海默担任他的科学顾问。会面并未解决分歧,反而将分歧显露出来。奥本海默承认,他的计划与苏联体制并不完全相容,但主张美国应提出一项光明正大的方案,看看苏联是否愿意合作。巴鲁克及其顾问则希望作出根本性修改——美国应保留原子武器储备作为威慑;拟议中的机构不应控制铀矿;它也不应对原子能的发展拥有否决权。奥本海默离开时认为,巴鲁克的任务是让美国人为苏联拒绝提案做好准备。

在布莱尔宫,执行措施问题使讨论陷入僵局,分歧也因此加深。巴鲁克要求对任何违反协议或开始制造核武器的国家施加惩罚。他提出的办法是储备原子武器,并在违约者违反协议时自动对其使用;他把这项政策称为“相称惩罚”。约翰·J·麦克洛伊和迪安·艾奇逊反对说,自动惩罚与报告的精神背道而驰。艾奇逊还指出,大国违反条约就意味着国际组织已经瓦解;协议中的措辞无法解决这场危机。

改写国际提案

巴鲁克的最终条款远不止是增加一项惩罚条款。他希望苏联放弃对新原子能机构采取行动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否决权。任何被认定违约的国家都将立即遭到原子弹攻击。在获得和平利用原子能的相关信息之前,苏联必须允许对其铀资源进行调查。这些要求与他反对国际控制铀矿、倾向于保留美国原子武器储备的立场并存。综合来看,这些改动将提案从国际共同管理,变为一种既保留美国原子武器,又让苏联接受侵入性条件和自动惩罚的安排。

巴鲁克相信苏联至少二十年内不会制造自己的原子弹,因此在他看来,保留美国的原子垄断似乎与安全相容。奥本海默和其他批评者看到的后果却不同——以美国优势为基础的计划无法促成苏联合作。麦克洛伊称严厉的惩罚条款自以为是,并否认这些条款能够带来绝对安全。讨论结束后,奥本海默写道,自己仍然“心情沉重”。他预测,美国会拖延,向安全理事会提交报告,并把苏联的否决解释为敌意的证据——这将增强主张把国家组织成战争机器的人士的声势。

1946年6月14日,巴鲁克在联合国提出他的计划,并以圣经式语言宣告,他给世界带来的是“生者与死者之间的抉择”。苏联拒绝了这项提案,转而提出一项禁止制造或使用原子武器的条约。奥本海默称苏联的回应“还不算太差”,私下里则说,他知道巴鲁克的表现“蠢得要命”。杜鲁门政府断然拒绝了苏联的提案,之后的谈判也一直没有结果。

后果与历史意义

失败并非源于某一场演讲或一项分歧——这份提案反映出更大的冲突,即原子安全究竟需要各方共享权力,还是需要保留国家优势。然而,巴鲁克坚持的条款确实使达成协议格外困难。苏联被要求放弃否决权、接受对违约行为立即实施原子惩罚,并允许调查其铀资源;与此同时,美国保留武器并继续发展。艾奇逊和麦克洛伊反对这种惩罚性倾向,而苏联的拒绝也如报告支持者所料随之而来。

书中将这一事件描述为一次早期错失的机会——当时本可以认真努力,避免核军备竞赛失控。谈判拖延下去,始终未能达成协议;直到古巴导弹危机和苏联大规模扩充核武之后,美国政府才提出一项可接受的军控协议。那时,数以万计的核弹头已经建成。奥本海默和他的许多同事都把错失良机归咎于巴鲁克。艾奇逊后来表示,巴鲁克“差不多把这件事彻底毁了”,而伊西多·艾萨克·拉比则称之后的发展“实在疯狂”。这些评价并不能证明国际控制必定会成功——奥本海默本人也承认,没人能知道更早的尝试是否会改变历史。但这些评价说明了巴鲁克为何会成为这场争议中的核心人物。他受托将一项合作计划转化为正式提案,但他提出的版本却以持续保持美国优势和强制执行为主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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