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赖恩·麦克马洪
美国普罗米修斯:奥本海默的胜利与悲剧布赖恩·麦克马洪展现为一位强有力的快速研制热核武器倡导者,他反对美国可能按兵不动、任由苏联推进该武器研制的局面。他对总顾问委员会反对紧急速建计划的论据所作的回应,并非仅仅是对军事设计意见不合,而是反映出他深信美国与苏联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延误可能造成致命后果。按照书中的叙述,麦克马洪标志着一个转折点——围绕“超级炸弹”的技术与道德论据,在此与必须展现已做好最坏准备的政治要求发生冲突。
在原子能辩论中的立场
麦克马洪是一位参议员,参与原子能联合委员会的工作,也是推动研制热核武器的著名倡导者。1949年10月,苏联原子弹试验促使总顾问委员会召开为期三天的会议,争论随之尤为激烈。委员会由J.罗伯特·奥本海默主持,听取专家证词,并讨论美国是否应启动紧急速建计划。委员们在考量这种武器的军事价值时,也讨论了热核战争的后果,以及研制“超级炸弹”可能会加速苏联的研制进程,而不是起到威慑作用的危险。
委员会的反对理由十分具体。一种威力可能相当于一亿吨梯恩梯的武器,与广岛原子弹的一万五千吨相比,足以摧毁数百平方英里的区域,并有沦为种族灭绝武器的风险。多数委员认为,即使苏联获得了“超级炸弹”,美国庞大的原子弹储备仍足以实施有效报复。他们还提议加强西欧的常规军力,并研制较小型的战术原子弹。他们主张建立一支旨在满足具体军事需求的武器库,而不是投入一场没有止境、不断追求更大武器的竞赛。
麦克马洪拒绝接受这种克制。针对委员会的报告,他告诉特勒,这让他感到恶心。他开始认定美国与苏联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并告诉戴维·利连索尔,美国应在对手能够对美国做同样事情之前将其摧毁。他的言辞表达了其政策背后的警惕——苏联可能先获得这种武器,这种可能性压过了委员会关于种族灭绝、军备竞赛动态以及研制“超级炸弹”所涉风险的警告。
围绕“超级炸弹”的对峙
1950年1月30日,奥本海默在华盛顿参加总顾问委员会会议期间,前往麦克马洪召集的原子能联合委员会特别会议,讨论热核武器。奥本海默知道,麦克马洪正在游说哈里·S·杜鲁门总统批准紧急速建计划,而他本人的反对意见不会受到欢迎。尽管如此,他仍表示,不出席并回答议员提问是怯懦的表现。
麦克马洪在会上直接向奥本海默提出核心困境——如果苏联获得“超级炸弹”,而美国没有,情况会怎样?奥本海默回答说,无论哪种情况,美国都会陷入极其不利的境地。他认为,研制这种武器会帮助加速苏联的研制进程;拒绝参加竞赛,并不是假装危险不存在,而是为了避免使危险进一步加剧。有人问热核战争是否会让地球不再适宜人类居住,奥本海默插话说:“你是说会变得疫病横行吗?”随后他强调,自己更担心人类能否在道德上存续。他平静地陈述了理由,但离开时并未改变任何人的想法。
这次会议发生在白宫作出最终决定之前。1月31日,麦克马洪施加的压力构成了当时的政治背景之一;利连索尔、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和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在这一背景下前往拜见杜鲁门。艾奇逊认为,国内政治会使任何拖延都难以容忍;约翰逊告诉利连索尔:“我们必须保护总统。”杜鲁门打断利连索尔的陈述,询问苏联是否能够研制出这种武器。得知苏联能够做到后,他下令美国继续推进。书中指出,这一决定不仅受国家安全评估影响,也受到必须在国内展现决心的压力影响。
建立政治支持
麦克马洪的影响力也延伸到了委员会的人事安排。他看到耶鲁大学的一则报纸广告,呼吁杜鲁门向苏联发出原子弹最后通牒——“让斯大林决定——原子战争还是原子和平”——之后,便聘请该广告的一位年轻保守派支持者威廉·利斯库姆·博登,担任原子能联合委员会的助理。博登早已忧虑苏联威胁,以及美国可能遭受核攻击。他的受聘使一位警觉、专注武器问题的工作人员进入负责监督原子能政策的国会机构。
博登对奥本海默的怀疑逐渐加深。1949年,他在一次总顾问委员会会议上首次见到这位物理学家,当时奥本海默批评了研制核动力轰炸机和民用核电站的提议。苏联试验以及围绕“超级炸弹”的争论之后,博登愈发怀疑奥本海默的影响力,刘易斯·施特劳斯也助长了这种看法。有关麦克马洪的记载具体而明确——他是在注意到那则最后通牒广告后聘用了博登。书中的叙述并未证明麦克马洪指使博登后来产生这些怀疑,或赞同博登的每一项结论。
扩大的安全争议
1950年2月6日,麦克马洪出席了联邦调查局局长J.埃德加·胡佛在原子能联合委员会作证的会议。胡佛名义上是来向委员会通报克劳斯·福克斯的情况,却长篇谈及奥本海默。麦克马洪和众议员亨利·“斯库普”·杰克逊从胡佛口中得知,哈康·谢瓦利埃曾于1943年接触奥本海默,提出分享科学情报给苏联的可能性;当时苏联还是战时盟国。胡佛报告说,奥本海默拒绝了这一提议。然而,博登认为这件事足以构成不利证据,并开始怀疑奥本海默反对“超级炸弹”是出于对共产主义的忠诚。
这一并置意义重大,但并未消除两者之间的区别——胡佛的说法描述的是一次遭到拒绝的接触,而博登则以自己日益加深的对奥本海默的怀疑来解读此事。麦克马洪的出席,将国会围绕热核武器政策的辩论与针对质疑该政策的科学家而逐渐浮现的安全争议联系起来。后来,奥本海默反对“超级炸弹”一事被列入对他的指控,指称他的行为拖慢了该武器的研制。书中对麦克马洪早期倡导活动的描写,有助于说明当时的政治氛围——反对快速研制武器,不仅可能被视为对战略的不同判断,也可能被当作忠诚与国家安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