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阿迪斯

托马斯·阿迪斯是一位医师科学家、肾病治疗先驱，也是直言不讳的民权和左翼事业倡导者。他对J.罗伯特·奥本海默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两人的私人友谊——经由阿迪斯，奥本海默对西班牙共和派救济事业的支持进入了共产党渠道，而他们的交往后来也成为奥本海默履历中政治上敏感的一部分。在政治参与与科学成就既可被视为公共服务、又可能招致安全审查怀疑的时代，阿迪斯的一生将两者融为一体。

身份与医学事业

阿迪斯于1881年出生于爱丁堡，在严格的加尔文宗家庭中长大，成年后仍保有宗教情怀；即使年轻时行医，他也会在口袋里带一本小《圣经》。他于1905年获得爱丁堡大学医学学位，随后作为卡内基学者在柏林和海德堡从事博士后研究。他的科学事业与血液疾病和肾病密切相关——他是首位证明可用正常血浆治疗血友病的医学研究者，后来成为肾炎领域的权威专家。

1911年，阿迪斯出任旧金山斯坦福大学医学院临床实验室主任。在那里，他长期从事医师科学家的工作，撰写了两本关于肾炎的著作和一百三十多篇科学论文。他的工作为他赢得了全国性的声望——1944年，他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他将研究与临床实践结合起来，同事认为，这种广度正是他卓越之处的核心，而非将其职业生涯割裂为彼此独立的部分。

政治立场与公共事业

阿迪斯在结识奥本海默数十年前便已投身政治活动。1914年欧洲爆发战争时，他为英国的战争努力筹集资金，违反了美国的中立法。1915年，他受到起诉，1917年获伍德罗·威尔逊总统赦免，次年成为美国公民。尽管他出身显赫——他的叔叔查尔斯·阿迪斯爵士是英格兰银行董事——但他逐渐强烈厌恶金钱，并成为加利福尼亚州为黑人、犹太人和工会成员争取民权的知名支持者。他在请愿书上签名，为公民组织提供声望支持，并与码头工人工会领袖哈里·布里奇斯交好。

他的政治观也受到国际经历的影响。1935年，阿迪斯参加了在列宁格勒举行的国际生理学大会，回到美国后，对苏联在公共卫生方面的进步作了正面介绍。他尤其赞赏有关苏联医生早在1933年便尝试用人类遗体进行肾移植的报道。此后，他游说推动全国医疗保险；这场运动最终导致美国医学会将他开除。他的同事并非都认为他对苏联制度的赞赏有损名誉——有些人将其视为一位受人尊敬的科学家的古怪之处。莱纳斯·鲍林称赞他是“一位伟大而罕见的人物——科学家与临床医生的结合体”；另一位同事则称他是一位思想开放、不随俗的非正统人士，不必谨小慎微。

这种声誉与日益严重的政治怀疑并存。到20世纪30年代末，联邦调查局已将阿迪斯描述为共产党招募白领专业人士的重要人物。1944年的一份联邦调查局报告称，在此前十年间，他活跃于旧金山湾区二十七个共产党外围组织。奥本海默后来认为，阿迪斯要么是共产党人，要么与共产党关系密切。然而在斯坦福大学，他的政治立场也可以被理解为一贯反对不公的体现——一位同事回忆说，无论何处发生压迫，对阿迪斯而言都是一种切身冒犯；在反法西斯、支持民主的组织赞助人名单上，他的名字格外醒目。

阿迪斯、塔特洛克与奥本海默

琼·塔特洛克为奥本海默引路，使他进入包括阿迪斯在内的政治圈子。1937至1938年冬天，她将奥本海默介绍给阿迪斯；这位杰出的斯坦福大学教授曾鼓励她学医，也是她的朋友和导师。阿迪斯还与哈康·谢瓦利埃、莱纳斯·鲍林以及奥本海默在伯克利交往圈中的其他人是朋友。他与奥本海默很快成为好友。他们的交情部分源于兴趣广泛这一共同点——奥本海默欣赏阿迪斯能将诗歌、音乐、经济学和科学融入自己的工作，而不把它们视为彼此孤立的追求。

这段友谊因对西班牙共和国的支持而具有了实际意义。阿迪斯曾断断续续担任美国联合西班牙援助委员会主席或副主席达十二年，并以这一身份首次向奥本海默募款。到1940年，阿迪斯称该委员会已帮助数千名难民逃脱困境，其中包括从法国集中营获救的欧洲犹太人。奥本海默早已同情西班牙共和派事业，而阿迪斯兼具严谨思维与有组织的行动力，令他印象深刻。

在斯坦福大学实验室的一次私人会面中，阿迪斯告诉奥本海默，如果希望自己的捐款真正帮助西班牙事业，就应该通过共产党组织捐出。此后，奥本海默定期亲自将现金交给阿迪斯，通常是在实验室或阿迪斯家中。他相信这些钱会直接用于作战，后来解释说，他使用现金，是因为他认为，为军事装备而非医疗援助捐款可能不完全合法。阿迪斯最终建议奥本海默把款项改交给马克斯“波普”·福尔科夫；他是加利福尼亚州共产党的资深成员，负责向该运动中的专业人士募款。

奥本海默经由这些渠道每年捐款约一千美元，在20世纪30年代是一笔可观的款项。1939年法西斯势力在西班牙获胜后，阿迪斯和后来接手的福尔科夫为其他事业募款，其中包括共产党组织加利福尼亚州流动农业工人的工作。已知奥本海默最后一次捐款似乎是在1942年4月。由此，这段关系将私人信任与一系列持续捐款联系起来，而事业和收款人的变化，也使这段历史远比一次单纯的西班牙救济行动复杂。

审查与回顾意义

后来对阿迪斯的审查表明，即使相关人士已不在人世、无法回应指控，政治交往仍可能成为隐患。1950年联邦调查局就阿迪斯询问奥本海默时，奥本海默拒绝谈论他，称阿迪斯已经去世，无法为他曾与共产党关系密切的说法辩护。阿迪斯的遗孀同样不愿在美国国家科学院的纪念文章中讨论他的政治观点；她和两个孩子担心自身安全。他们的忧虑鲜明地体现了当时围绕其政治活动公共记忆的氛围。

阿迪斯于1949年去世；他的经历难以简单划分为一边是科学成就、另一边是政治争议。他是一位杰出的医学研究者，一位工作范围超出实验室的医生，也是一位组织者，将奥本海默对西班牙共和国的同情与共产党募款网络联系起来。本书将他的选择置于更广泛的历史转变之中——大萧条时期的政治和公民活动，能够让年轻学者获得友伴，并产生参与国家生活的感觉；然而，同样的交往后来也可能被重新诠释为针对公众人物的不利证据。因此，阿迪斯与奥本海默的友谊既揭示了他们共同政治世界的实质，也展现了身处其中的人们后来如何容易遭受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