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费拉拉的埃斯滕塞城堡，在这段城市政治动荡的叙述中不再只是背景——它的蓄水护城河、公共职能，以及处于暴力冲突中心的位置，使其成为各方争论究竟是谁攻击了谁的焦点。城堡外的死亡事件之后，围绕归咎与纪念展开了斗争，而政治力量的平衡也开始转变。

背景与城市职能

一份省长报告指出，埃斯滕塞城堡周围的护城河仍然蓄满了水。这一观察在叙述中带上了不祥的意味，因为文中提到，不受欢迎的人以前曾在此溺亡；但没有指出具体的早先事件。因此，城堡巍然耸立的身影首先作为费拉拉景观的一部分进入故事，随后又成为投射当下恐惧的所在。

在1920年12月的危机期间，城堡也被描述为社会主义省政府的所在地，该政府负责公共行政。因此，它的政治意义并不止于建筑本身。在法西斯分子及其盟友争夺费拉拉及周边省份控制权之际，城堡象征着既存的社会主义政权。

城堡外的冲突

暴力事件发生在一场由费拉拉社会主义市长召集的集会外围。一支举着红旗的护士队伍正前往集会地点时，有人朝由莱安德罗·阿尔皮纳蒂率领、约五十名来自博洛尼亚的法西斯分子参加的反示威队伍方向开枪。报告没有确定谁先开枪。报告还补充说，布尔什维克可能也曾从城堡垛口开火，警方在那里缴获了数枚手榴弹；报告并称，对黑衫队的袭击可能是有计划的。

一份后来的叙述强调了事件经过中的另一面——它称冲突是由博洛尼亚法西斯小队的挑衅引起的，而社会主义者为防卫而带来的手榴弹，则让挑衅者得以转移责任。彼此矛盾的说法使城堡成为争议的核心，却没有解决究竟是谁先开枪的问题。城堡垛口成了公开指控的一部分；在那里发现的手榴弹，则提供了一个实物，让相互对立的叙述得以逐渐定型。

死亡、悼念与政治逆转

三名法西斯分子在城堡前的冲突中丧生。一个月后，即12月22日，1.4万人参加了他们在费拉拉举行的葬礼。出席人数之多，与前一年的选举数字形成鲜明对照——1919年11月，社会党在该省赢得4.3万张选票；而在1920年11月的地方选举中，反革命政党合计所得不足7000张选票。叙述将这场葬礼视为一种迹象，表明政治力量正通过公开行动与纪念活动重新塑造，而不只是由选票衡量。

纳塔利诺·马尼亚尼、焦尔焦·帕尼奥尼和弗兰科·戈齐这几名死去的法西斯分子，被尊为自由的烈士。叙述着重强调他们的勇气，其中也提到戈齐在该省建立的法西斯小组数量不多。相比之下，在冲突中丧生的社会主义护士乔瓦尼·米雷拉并未得到同等程度的公开纪念，甚至有人将其死亡归咎于意大利人民党。这种对比显示，城堡暴力事件被纳入一套不平等的悼念政治——一方的死者受到纪念，另一方的损失则被掩盖或归到别处。

充满争议的地标

事件的影响超出了枪击现场。罗马政府撤换了费拉拉省长，并悬赏2万里拉征集有关所谓凶手的线索。包括市长及与劳工会有关的人士在内的社会主义领袖，遭到辱骂与威胁；当地社会主义报纸《火花报》停刊。因此，城堡成为一连串事件的锚点——一场未能查明真相的冲突，助长了当地社会主义者公共地位的削弱。

城堡在叙述中的意义，源于它的双重角色。埃斯滕塞城堡既被描绘为社会主义行政机构所在地，也被描述为一处设防地点，并在有关枪声和手榴弹的报告中受到牵连。此后，周边发生的死亡事件成为彼此对立的政治叙事素材——城堡的实体细节为指控增添了分量，而葬礼以及对死者不平等的对待，则展现了这些指控如何转化为公共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