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米利亚-罗马涅是战后经济冲突演变为有组织政治暴力的主要区域舞台。法西斯运动兴起中心博洛尼亚和费拉拉并非仅仅是省级背景——当地劳工运动的力量、乡村联盟的影响范围，以及法西斯小队可获得的资源，使该地区成为运动的强大中心，而全国领导层往往难以控制它。

区域背景与社会冲突

这段叙述将艾米利亚-罗马涅描绘为一个利益悬殊的地区，涉及城市雇主与租户、地主、分成佃农和季节性农业工人。在法西斯运动兴起中心博洛尼亚，劳资冲突深入日常生活。两个相互竞争的劳工会在革命激进主义方面彼此较量；社会主义市长虽然被描述为本人立场温和，却鼓励租户要求拥有自己所居住公寓的产权。没有工会证件的人可能被拒绝购买面包，一些雇主则选择出售企业，以免继续面对不确定局势。由此产生的压力使此前在政治上保持消极的群体联合起来。

乡村的组织程度更高。社会主义者的影响遍及各村，工会、合作社和地方政治组织构成了密集的网络。在艾米利亚，社会主义者控制了280个市镇中的223个。联盟不仅影响工资，还左右农业劳动的实际安排，包括雇工、轮班、脱粒、种子供应和播种。农业工人平均每年只有120个工作日，因此他们要求提高工资，也关系到如何避免在农闲月份挨饿。劳动制度之争因而既关乎生计，也关乎政治权威。

费拉拉成为乡村权力最突出的例子。2月24日，季节性农业工人在分成佃农的支持下罢工，要求续签集体农业协议，麻和甜菜的播种随之暂停。3月6日，地主同意提高工资、设立由工人管理的雇工中心，并接受一项强制配额——每年11月至次年4月期间，每三十公顷耕地须雇用五名工人。到5月中旬，无产阶级团结联盟已有81,000名成员，包括农业工人、租户、分成佃农和小地主。该联盟的影响涉及工作条件、工资乃至作物选择，地主所能做的几乎只剩提供资本。

自卫组织与政治重组

暴力和劳资冲突也改变了法西斯运动兴起中心博洛尼亚中产阶级的政治组织。在省内发生致命冲突后，博洛尼亚劳动会号召举行三天总罢工。随后，农民、制造业经营者、商人、专业人士、公职人员和房主组织成立了博洛尼亚社会防卫协会，并于4月8日正式创建。4月15日，一个代表团向弗朗切斯科·萨韦里奥·尼蒂陈情，指责国家未能遏制社会主义者的暴力，并提出由该协会承担自卫职能。这一事件表明，人们认为公共权威正在退却时，私人团体可能会自行承担保护职责。

莱安德罗·阿尔皮纳蒂的处境反映出跨阶级建立法西斯支持基础的困难。他出身贫寒，是一名无政府主义铁路工人；大地主曾提出给他100,000里拉，让他维护地主利益，对抗乡村贫民。他意识到，资产阶级只在自身安全和财产似乎受到威胁时才动员起来，但也认为罢工和革命鼓动具有破坏性。他的两难处境清楚显示，法西斯组织依赖一些人的资源，而这些人的利益与较贫困的支持者并不完全一致。

在费拉拉，对农业界支持的依赖成为内部异议的根源。埃斯滕塞城堡大屠杀之后，新的法西斯支部在全省各地出现，其中许多支部除了反对社会主义之外，几乎没有什么政治或意识形态内容。地主和其他地方支持者提供资金并加入组织；到12月20日，农业界已向法西斯资金投入20,000里拉。当地法西奥组织的创始人奥劳·加焦利曾是阿尔迪蒂和阜姆军团的成员；他抗议墨索里尼与加布里埃莱·邓南遮决裂以及农业界的干预，因而辞职。他的兄弟路易吉也谴责该组织在财政上依赖农业协会，并日益成为富裕利益的工具。

墨索里尼试图以一项土地政策扭转这种形象，主张把未耕土地分成小块，交给愿意耕种的人，并通过法西斯土地办公室管理。《伊尔·巴利拉报》也将费拉拉法西斯主义描绘成诞生于公共广场，而非富人沙龙的运动。然而，这些主张与农业界资助之间的矛盾始终未能解决——地方上的法西斯主义一面寻求大众身份，一面依靠地主提供资金和后勤支持。

法西斯暴力与区域权力

1921年1月23日，一支针对乡村联盟的费拉拉远征队按照军事模式组织起来。数十名武装人员乘坐农业协会提供的卡车出发，打算同时袭击几个社区，通过协调行动摧毁当地联盟。这并非孤立的地方骚乱。一份公共安全报告称，尽管法西斯运动中央委员会设在米兰，艾米利亚才是法西斯主义真正的发源地；报告还指出，法西斯骚乱在法西斯运动兴起中心博洛尼亚、费拉拉、摩德纳和雷焦等省尤为严重。报告将其描述为针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或人民组织的武装袭击，继而引发报复性暴力和冲突，常造成死伤。

该地区的重要性，既体现在运动的成员人数上，也体现在中央控制的局限上。当时，法西斯运动兴起中心博洛尼亚有5,130名法西斯成员，费拉拉有7,000名，而米兰有6,000名；艾米利亚的117个法西斯支部也超过伦巴第的数量，后者不足100个。乡村地方小队主要听命于指挥袭击的领导人，而地方行政人员则不愿向中央委员会拨付大量农业资金。推动法西斯主义在全国壮大的扩张，也给地方领导人和组织留下了独立行动的空间。

贝尼托·墨索里尼来到法西斯运动兴起中心博洛尼亚时，该市的欢迎场面展现了这种力量失衡。此次访问恰逢对11月21日大屠杀展开调查后，社会主义政府被解散；青年小队的游行则将社会主义势力的垮台展示为一场公开胜利。然而，该运动在当地的实力主要掌握在莱安德罗·阿尔皮纳蒂、迪诺·格兰迪和其他领导人手中，并不会自动归于来访的全国领袖。墨索里尼希望小队减少暴力，并接受与乔瓦尼·乔利蒂结成选举联盟。因此，他必须说服那些敬仰加布里埃莱·邓南遮的地方活动者，与一位和驱逐邓南遮离开阜姆的势力有关联的政治人物合作。该地区展现出的团结，掩盖了运动由谁领导、按什么条件行动的争夺。

大规模动员与全国性影响

5月11日晚，费拉拉展现了其动员能力——数千名贫困农业工人开始从偏远农庄向城里进发。他们徒步、骑自行车、乘坐马车，并搭乘沿运河行驶的驳船。次日上午，约有50,000名农业工人抵达。法西斯分队控制了游行队伍；电话线已被切断，学校被征用作住宿场所，商店和企业则奉命关门。全城遭到占领，运作陷入停顿；城堡被包围，省长则试图与此次动员的指挥官伊塔洛·巴尔博会面。这场行动规模之大，使乡村人口成为省会内部一股清晰可见的政治力量。

这场对峙的影响超出了费拉拉。在巴尔博的“火焰之柱”行动消息传开后，劳工联盟宣布举行全国性的合法主义罢工，旨在团结工人和农民组织，捍卫政治自由与工会自由。罢工消息过早泄露，打乱了计划，并促成罗马的政府危机。8月1日，米凯莱·比安基发出最后通牒，宣称如果国家未能确立自身权威，法西斯主义就要自行主张行动自由。在这一连串事件中，一场地方动员帮助确立了劳工组织、政府与法西斯主义之间全国性对抗的格局。

区域意义

艾米利亚-罗马涅的重要性，在于该地区的冲突将经济组织与政治权力联系起来。联盟拥有广泛的地方网络，因此能够管理雇工和生产；法西斯分子拥有武装骨干、农业界资金和地方领导人，因此能够发动惩罚性远征和大规模游行。自由主义国家无力解决这些争端，促使劳工组织和私人自卫团体都以独立权威的姿态行事。

该地区也揭示了法西斯扩张内部的矛盾。墨索里尼追求选举上的体面形象与纪律，而地方小队及其领导人拥有的资源、效忠关系和抱负，并非米兰的中央领导层能够简单支配。费拉拉的大规模动员和法西斯运动兴起中心博洛尼亚独立运作的权力网络，使艾米利亚-罗马涅成为法西斯力量的中心，同时也持续构成对中央领导权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