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D·李

约翰·D·李在关于山地草甸大屠杀的叙述中占据核心位置——他是一名受信任、服从教会的成员，协助将围困变成大规模杀戮，随后却成为这起叙述认为涉及许多人的罪行中，唯一受到公开惩罚的人。他从布里格姆·杨器重的代理人，变成孤立的逃亡者和被判刑的替罪羊；这一经历展现了权威、服从与责任如何彼此分离。

身份与地位

四十四岁时，李已是经历过密苏里州和伊利诺伊州冲突的老兵；书中将他描写为极其忠于教会及其领袖的人。他也是个作风强势、在部分同僚中不受欢迎的人，被形容为夸夸其谈的专横人物；他急于讨好他人，却没能因此赢得他们的好感。然而，布里格姆·杨看重他毫无保留的服从，也确实对他怀有感情。

他们的关系通过在纳府举行的摩门教收养仪式明确下来；仪式中，布里格姆象征性地收李为子。1856年，布里格姆任命李为印第安事务农场主管，使他成为自己派驻南派尤特人的代表。这项任命使李处于教会领导层与派尤特人社群之间；后来，当他率领一场由派尤特人和摩门教民兵共同参与的袭击时，这一身份变得举足轻重。

他们的关系存在于一种宗教秩序之中，在那里，教会权威具有政治和实际力量。书中描写的布里格姆治下的犹他州，是一个领袖宣称神的律法高于民法、地方机构由摩门教徒掌控的地方。李在这一体系中的重要性，与其说源于独立的公共地位，不如说源于他作为忠诚中间人和指挥官所发挥的作用。

从布里格姆·杨的代理人到山地草甸袭击

范彻移民队抵达犹他州南部时，当地对外来者的恐惧和敌意正在加剧。锡达城流传的谣言将这些阿肯色州旅人说成圣徒的敌人；他们经过时，未能获得食物。根据李的说法，中校艾萨克·海特命令他召集派尤特人首领、武装其战士并率领伏击。海特称，这道命令代表当权者的意志。

李率领由圣徒和派尤特人组成的队伍抵达山地草甸上方的山丘，观察移民在一处泉水附近扎营。袭击前，摩门教参与者把脸涂成印第安人的样子。移民围住车队并占据防御位置，抵挡住最初的袭击，令袭击者迅速取胜的打算落空。围困持续期间，大部分派尤特人离开了，摩门教领袖于是转而使用欺骗手段。

9月11日，李派威廉·贝特曼举着白旗前往移民营地，谎称可以提供保护。移民被告知，只要交出武器，摩门教徒就会护送他们通过敌对的派尤特人所在区域。随后，李进入他们的防御阵地，说服他们接受条件。移民交出武器后，被分成几组，在摩门教守卫的看押下带离。预先约定的信号发出后，守卫杀害了俘虏；其他袭击者，包括伪装成印第安人的摩门教徒，则杀害了妇女和儿童。约有120人死亡。17名儿童得以幸免，他们的年龄都不超过五岁。

杀戮之后，袭击者洗劫了财物，并仓促掩埋尸体，试图掩盖罪行。次日上午，海特和威廉·戴姆上校抵达，李陪同他们查看现场。李的叙述称，海特和戴姆争论起谁该负责——海特说袭击是戴姆下令的，戴姆则抗辩说，他没想到事态会发展到这种程度。这场争论并未消除他们共同参与的事实，却预示着日后围绕究竟由谁承担罪责展开的斗争。

根据李后来所述，埋葬尸体后，圣徒聚集起来，为击败敌人而感谢上帝。参与者随后一致决定，声称杀戮完全是派尤特人所为，摩门教徒没有参与。他们还威胁说，任何泄露在场人员身份的人都会被处死。这套掩盖说辞令李后来的遭遇格外显得严酷——这个曾协助指挥袭击和掩盖行动的人，最终却要为整个更大的群体承担责任。

逃亡、流放与服从的代价

大屠杀发生后的几年里，许多负有罪责的圣徒迁往偏远聚居地，以躲避追捕者。李却不愿轻易离开。他成了犹他州南部最富有的人，拥有多处住宅和十八名妻子。1869年，尤利西斯·S·格兰特总统执政期间，联邦方面加强了追查，布里格姆劝他出售财产并躲起来。李拒绝了；联邦探员或悬赏猎人靠近时，他便退入附近的山中。

1870年9月，李与约翰·韦斯利·鲍威尔一同探险期间，布里格姆再次告诉李，让他离开华盛顿县和艾恩县，带家人迁居偏远山谷。李虽不情愿，布里格姆仍坚持己见。约一个月后，布里格姆将他逐出教会，并把他派往大峡谷上游；李在那里经营一处横渡科罗拉多河的渡口。李称这处偏僻聚居地为孤独谷；它后来以李渡口之名闻名。他的十一名妻子与他离婚，留下的配偶中只有两人随他前往那里。他遭到流放，离开了自己曾服从其领袖的社群，却仍面临大屠杀带来的法律后果。

审判与替罪羊的形成

1874年11月，美国联邦法警威廉·斯托克斯在潘圭奇发现李藏在鸡舍的干草下面；当时李正在探望一名仍与他共同生活的妻子。八个月后，李在比弗接受首次审判，陪审团未能达成一致。未能定罪加剧了公众愤怒和反摩门教压力。布里格姆随即放弃了派尤特人应独自负责的说法，改变策略——李将被树立为替罪者。

1876年李第二次受审时，犹他领地高等法院对陪审员进行筛选，他们全是摩门教徒。书中认为，这一安排意在确保只有李一人被定罪。雅各布·汉布林在大屠杀发生时并不在山地草甸，却成为控方的关键证人；书中将他的证词描述为有说服力却作了伪证。在这一叙述中，审判将众多参与者的罪责集中到了李一人身上。9月20日，陪审团裁定他犯有一级谋杀罪，法院判处他死刑。

等待行刑期间，李写下了自己的生平叙述，后来以《摩门教揭幕》为名出版，并成为全国畅销书。他在书中坚持说，自己奉教会领袖之命行事，一直服从，直到布里格姆抛弃了他。他的辩护并未抹去自己率领袭击所负的责任，却直接质疑一种看法——他的罪责可以与曾指挥并庇护他的权威体系分开看待。

处决与叙事意义

1877年3月23日，李时隔二十年首次回到山地草甸。约八十人围观时，他完成了遗嘱，坐在准备盛放自己遗体的棺材上，并听法警宣读死刑令。他告诉人群，自己是在替人受过。行刑队开枪前，他请求子弹射穿自己的心脏，并请求不要将他的遗体打得残缺。他在大屠杀发生地被行刑队处决。

李的结局使书中关于服从和制度责任的叙述更加清晰。他既没有被单纯描写成教会权威体系之外的人，也没有被开脱为被动的工具——他指挥了袭击，以欺骗手段迫使移民投降，并在事后参与掩盖。然而，叙述也强调，命令沿着教会和民兵领袖组成的层级链条传达，公开起诉最终却将罪行集中归咎于李。因此，他的一生以双重指控收尾——既指向他自己的行为，也指向那个曾依赖他的服从、之后却任由他承担罪责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