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里格姆·杨

布里格姆·杨在后期圣徒同时面临领导真空和新一轮危险之际，成为约瑟·史密斯的关键继任者。约瑟的权威建立在个人魅力和频繁的启示之上，而杨的权威则建立在组织、纪律和坚持服从之上。他率领圣徒离开纳府，进入大盐湖谷，随后借助教会和领地机构捍卫他们的自治权。叙述在呈现这一成就的同时，也写到了其代价——一个受围困的群体日益强硬、与联邦权威发生冲突，以及杨后来试图让约翰·D·李为山地草甸大屠杀承担责任。

继承权之争与另一种领导方式

约瑟·史密斯去世后，教会在领导权和多妻婚姻问题上陷入分裂。包括杨在内的许多十二使徒定额组成员当时正在外地为约瑟竞选总统助选；杨身在马萨诸塞州，十九天后才得知约瑟遇害的消息。反对多妻婚姻的领袖试图在其他使徒抵达前确立继承安排，杨随后与其他使徒一同返回纳府。西德尼·里格登通过谋划，试图成为教会的监护人，而塞缪尔·H·史密斯突然去世，则让这场争夺更加动荡。

1844年8月8日，里格登和杨分别向聚集起来的圣徒发表讲话。里格登讲了九十分钟，却没能说服众人相信他显然是上帝选定的人。随后，杨以一种后来被目击者形容为在声音和举止上都像约瑟的方式发表讲话。约翰·D·李回忆说，有些人相信约瑟的衣钵落在了杨身上；其他圣徒则报告说，杨向他们讲话时，出现了令人惊异的变化。本书将这一幕视为关键的认可时刻——集会中的大多数人接受了杨，他由此成为教会第二任会长和先知。

与约瑟的对比有助于解释这场继承为何重要。书中将约瑟描述为身材高大、富有魅力、行事冲动且频繁获得启示；杨则身材较矮、务实，并重视组织工作。他获得的正典启示少得多，而书中提及的那一项启示，内容是组织马车队伍，而非神圣奥秘。本书认为，约瑟去世后，圣徒面临被消灭的威胁，比起宗教创新，他们更迫切需要坚定的领导和纪律。杨具备这些特质，因此乔治·伯纳德·萧称他为“美国的摩西”。

大迁徙与共同体的形成

随着伊利诺伊州针对圣徒的暴力不断升级，杨断定他们不能继续留在汉考克县附近。1845年9月24日，他致信托马斯·福特州长的委员会，提出以率领圣徒离开伊利诺伊州和美国为条件，换取停火。双方达成协议，使这个群体得以准备离开。杨和他的顾问在考虑过俄勒冈、加利福尼亚和温哥华岛后，选定大盆地作为偏远的避难之地。

迁徙在冬季开始。1846年2月4日，首批移民从纳府横渡密西西比河，进入爱荷华州。到五月时，已有六千多名圣徒向西迁徙。这段长达一千三百英里的旅程带来了冻伤、疾病、饥饿、死产、敌对冲突，以及首个冬季中六百多人死亡。杨的管理对于维持迁徙至关重要。1847年7月21日，先遣队看到了大盐湖谷；次日，在波特·洛克威尔带领下，队伍经由移民峡谷下行。7月24日，杨随主队抵达，当时他因蜱热症而身体虚弱。日落前，圣徒已种下土豆，并引导城溪水流用于灌溉，同时开始了后来发展为盐湖城的建设工作。

这趟旅程所做的不只是让教会迁移。叙述认为，这段艰苦经历，加上此前在密苏里州和伊利诺伊州遭受的迫害，增强了幸存者彼此之间以及对杨的忠诚。完成大迁徙的人们因共同经历的磨难而紧密相连，他们对领袖的效忠被形容为无条件的。在爱荷华州的糖溪，移民越过伊利诺伊州私刑暴徒的势力范围后，多妻婚姻首次向普通成员公开。然而，杨和他的顾问仍继续对外人否认此事；本书将这种矛盾称为“为主说谎”。

领地权力与多妻婚姻

圣徒定居大盐湖谷后，杨的权威开始以制度形式确立。美国吞并犹他后，他宣誓效忠共和国，并争取州地位，以保障地方主权。然而，犹他在1850年成为领地，杨获任领地总督。这项安排在形式上将领地置于联邦监督之下，但本书称，杨和由摩门教徒主导的立法机构力图保留广泛的教会控制权。

多妻婚姻成为这场控制权之争的一项公开考验。1851年2月4日，杨向领地议会承认自己有多位妻子。1852年，他公开将这种做法表述为一种宗教教义，并将其与约瑟·史密斯关于天上婚姻的启示联系起来。这一宣告震惊了欧洲的皈依者，并导致移民人数急剧下降；一位传教士报告称，六个月内有1,776名英国圣徒离开教会。相比之下，许多犹他州摩门教徒接受多妻婚姻是一种理想，尽管实际实行者只占少数。杨敦促忠诚信徒接受这一教义，并辩称政府无权干涉宗教实践。

对杨而言，神的律法高于非摩门教当局制定的法律。由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成员主导的领地议会扩大了地方遗嘱认证法院的权力，而这些法院由杨控制，此举削弱了联邦管辖权。摩门教主教通常担任遗嘱认证法官，陪审团也大多由教会成员组成。联邦官员抱怨该领地已沦为神权独裁政体；其中许多人还不断受到骚扰，最终离开。按照本书的叙述，这套制度并非只是围绕某种宗教信仰展开的争端，而是两套相互重叠的法律秩序之间的较量，双方都声称有权管辖婚姻、法院和公共生活。

联邦对峙与山地草甸

1857年，这场冲突扩大到全国层面。詹姆斯·布坎南总统派遣联邦官员接替杨担任领地总督，并命令二千五百名士兵护送他们前往盐湖城。犹他战争在双方开火之前便以协商达成的协议告终。然而，这场危机构成了山地草甸大屠杀发生时的背景；本书将更广泛的对峙氛围与随后在犹他南部发生的暴力联系起来。

叙述记载，杨于9月1日在大盐湖城会见派尤特族首领。由迪米克·B·亨廷顿担任翻译时，杨把旧西班牙小道沿线移民的牛群交给了这些首领。根据亨廷顿的笔记，杨传达的信息是，他希望派尤特人袭击芬彻马车队。次日清晨，这些首领骑马南下。这些证据将杨的言行置于袭击发生前的事件脉络中；与此同时，叙述也分别追溯了地方领袖和参与者下达的命令及其行动。

1861年5月，杨遇到了一座建在遇难者遗骸上方的纪念碑。他读完碑文后，提议将其改为“伸冤在我，我已略施惩戒”。随后，他随行的一人推倒了十字架，其他人则拆散并抛散石块。杨一行离开时，纪念碑已被彻底摧毁。这一事件使纪念碑本身成为冲突焦点——保存屠杀公共纪念标志的尝试，最终以纪念碑遭到蓄意毁坏告终。

李、责任与遗产

多年后，约翰·D·李的首次审判未能作出有罪判决，公众对伸张正义的要求随之加剧。本书描述杨放弃了派尤特人应负责任的说法，转而指责他的养子李。1876年的第二次审判中，第一总统团筛选了一个全由摩门教徒组成的陪审团，以确保只有李一人被定罪。雅各布·汉布林提供了本书认定为伪证的证词；陪审团判李一级谋杀罪成立，他被判处死刑。叙述将此事呈现为经过盘算的牺牲——它营造出正义得到伸张的表象，却把更大范围罪行的重担压在一个人身上。

在本书中，杨的遗产建立在有效领导与权力集中之间的张力之上。他组织了一场危险的迁徙，为圣徒建立了一个长久的中心，并维系着一个历经多年流离失所与暴力的共同体。他也以教会权威抗衡民法，监督建立一套旨在优先保障摩门教徒控制权的领地制度，并出现在本书对山地草甸大屠杀前后事件的考察中。他的崛起回答了约瑟·史密斯去世后谁能领导圣徒这一迫切问题；而此后建立的制度和作出的选择，使这一答案的影响远远超出了继承权危机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