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克·德·万达莱尔

玛丽克·德·万达莱尔出生于阿根廷，是佛兰德移民的女儿，也是克劳斯·施密特的妻子；但她最重要的身份，是眼看着长子扬·施密特把全家期盼已久的欧洲归返变成一种她无法认同的意识形态式返乡的母亲。克劳斯去世后，她跟随扬横渡大西洋；然而，扬加入佛兰德志愿军团，清楚表明了他对新归属感的理解，她只得留下他，独自离开。

身份与背景

玛丽克是德·万达莱尔家的三个孩子中最年长的一个。她的父母是新教徒，1891年离开安特卫普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全家最初住在拉博卡拥挤的住所里，与两个意大利家庭合住一套公寓。她的父母严苛而清教，难以忍受拥挤环境中的喧闹、歌声、孩子和气味，于是尽可能早地搬进圣特尔莫的一座集体住宅。拥有自己的家并不意味着与社会隔绝——庭院仍与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天主教邻居共用。

玛丽克长着苍白的皮肤和红色头发，通常独自一人。父母不赞成她与庭院里那些黑发、赤脚、奔跑叫嚷的孩子玩耍。她把《我的太阳》和《亲爱的祖国阿斯图里亚斯》两首歌记得滚瓜烂熟，却从不敢大声唱出来。她私下熟悉邻里间的声音，却与其中的人们保持距离；这种反差预示着她身处的地方与她获准声称拥有的归属感之间的张力。

彼得·德·万达莱尔凭借谷物出口生意逐渐兴旺后，全家搬进秘鲁街的一套三居室公寓，位于圣特尔莫与市中心区之间，离五月广场不远。这家企业由两名德国合伙人和一名来自鲁汶的比利时人共同创办，后来成为来自北欧和中欧的移民抵达时的重要参照点。因此，玛丽克早年的生活，既与一个移民家庭力求安稳和体面的努力相连，也与一座多元而喧闹的城市相连；她的父母曾试图与这座城市中的人们保持距离。

婚姻与家庭

玛丽克嫁给了德国移民克劳斯·施密特。克劳斯的家族曾是汉堡兴旺的珠宝商。他二十四岁时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此前他的哥哥约翰接管家族生意，并拒绝给他应得的遗产份额。他很早就辍学，没有一技之长，也不愿从学徒做起。不过，他拥有出众的外貌，叙述将之描写成一种不劳而获的资本。

克劳斯起初与谷物出口公司的秘书海尔加调情；海尔加性格开朗，但他最终选择了玛丽克。叙述将她描写为肤色苍白、身形纤弱，按其标准并不特别漂亮；叙述把她选择丈夫的原因，归结为她以毫无保留的忠诚回应了他的偏好。她把让他的生活舒适愉快当作自己的志向。这段婚姻让玛丽克在施密特家中占据核心位置，但叙述强调了两人依恋的不对等——克劳斯的美貌与自我欣赏，与她像狗一般忠诚地侍奉他的态度形成对照。

克劳斯去世后，长子扬成了玛丽克生活的重心。全家抵达安特卫普时，女儿约瑟芬已经离开，扬便成了她唯一的伴侣。她在他身上倾注了强烈的感情，这有助于解释她为何愿意应他的要求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前往欧洲，也解释了为何他的政治立场最终比远离出生地更令她恐惧。

克劳斯之死与重返欧洲

1933年希特勒掌权令克劳斯欣喜若狂。叙述把他描写得仿佛重获新生——他的美貌和风度似乎恢复了，失去的自豪感也回来了。那年三月，他告诉扬，自己没想到此生还能感受到这样的幸福，即使就此死去也能心满意足。扬笑他想得太多，因为父子俩都暗自盼望着返回德国。克劳斯却始终没有踏上归途。1935年，年仅四十六岁的他在仓库门口因一种不明心脏病突然去世。

扬比兄弟姐妹更悲痛，但玛丽克的悲痛还要深得多。数月间，她的举止仿佛世界随着克劳斯一同死去，并被埋进他的坟墓。1936年，她开始听取扬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提议。她家境富裕，却已疲惫不堪，在丧偶后居住的城市里孤独无依；丈夫的生意合伙人愿意出高价买下她的股份。然而，她并未同意扬心仪的目的地。尽管她出生并成长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却已淡忘自己的出身，声称要返回欧洲，但不去德国，因为她在那里没有朋友或家人。她选择了兄长格尔特居住的佛兰德。

扬以父亲的记忆为由表示反对，随后接受了安特卫普这个令人满意的折中方案，因为他认为那里比布宜诺斯艾利斯更靠近汉堡的堂表亲。因此，玛丽克的同意既不是简单地回到自己的出生地，也不意味着她完全认同扬对德国的眷恋。全家横渡大西洋抵达欧洲，却朝着彼此不同的家园观念而去。

儿子的政治立场与母亲的离去

1936年5月，玛丽克抵达欧洲仅二十天后，极端民族主义、亲纳粹的佛兰德民族联盟就在比利时大选中赢得十六席；势力更强的瓦隆支部雷克斯党赢得二十一席。扬把选举结果看作未来辉煌的承诺，也视为自己能在安特卫普找到归属的征兆。他逐渐把这座城市视为一个合适的据点，可以在那里为元首治下的统一欧洲而战，并放弃了早先迁往汉堡的计划。玛丽克带着儿子横渡海洋，他找到的却不是家人，而是一项政治事业。

1939年，约瑟芬出走，留下了一张西班牙语字条，说她会和马丁在一起，一切都会好起来，而她无法继续住在那里。扬勃然大怒，但玛丽克不许他报警。比起两个孩子彼此憎恨，她宁愿接受他们分离。她的干预表明，对扬的依恋并不意味着无条件接受他的要求——当他想惩罚离家的妹妹时，玛丽克选择分离，而非强迫。

扬最终加入了佛兰德志愿军团。在入伍面谈中，一名军官问他为何姓名中同时有施密特和德·万达莱尔。扬解释说，施密特是父姓，德·万达莱尔是母姓。军官也记录了他的语言能力；扬能流利地说德语和西班牙语，也会说意大利语。他提出异议，认为这些技能在东线派不上多大用场，但军官说，如何使用这些技能由他的指挥官决定。文书工作结束时，扬正式成为佛兰德志愿军团的一名士兵，表格上登记着他的完整姓氏。

扬回家后拥抱并亲吻玛丽克，告诉她父亲一定会为他感到自豪，还请她也说自己为他自豪。她回抱并亲吻了他，却没有说话。她担心他的安全，但他眼中显露的东西令她更加恐惧。这次沉默的交流是他们共同旅程中的决定性断裂——她仍在身体上陪伴着儿子，却无法肯定他赋予自己参军行为的意义。

分离与叙事意义

扬参军一事令玛丽克重新考虑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决定；她出生、长大、结婚，并曾在那里过着幸福生活。她立即采取了切实的行动——买下安特卫普开往拉普拉塔河的第一艘跨大西洋客轮的头等舱船票。她再也没有回到欧洲。全家的归返起初被描写为共同回应克劳斯的思乡之情和扬的劝说，最终却以玛丽克独自逆向踏上归途而告终。

这次离去标明了扬对欧洲的政治想象与母亲切身依恋之间的距离。他曾把安特卫普视为前往德国亲族身边的中转站，也视为一个由希特勒塑造的未来的起点；玛丽克选择佛兰德，是因为兄长在那里，而她的根仍扎在自己出生和结婚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当儿子的立场显露无遗时，她离开的城市成了她可以返回的地方，而欧洲则成了她无法继续留居之处。

现有场景没有直接叙述玛丽克的晚年生活，但故事此后描写的迁徙赋予她的离去更广泛的回响。1939年，曼努埃尔·阿罗约·贝尼特斯流亡日内瓦，思念梅格·威廉斯；1946年，在离开七年多之后，他使用美国人的身份经由直布罗陀进入西班牙。1948年，他与克拉拉·施陶费尔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接待委员会成员中包括瓦尔特·库奇曼。更晚些时候，在阿根廷独裁统治于1976年3月24日开始施行恐怖统治后，数千人设法逃离；西班牙成了阿根廷流亡者的目的地，其中也包括被迫以外国人身份归来的西班牙共和派。与这些反复的越境相对照，玛丽克单程离去的旅程，成了迁徙方向逆转的早期而私密的例子——离开可以是一种选择，却无法让人重新拥有被留在身后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