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斯特·富尔德纳

霍斯特·富尔德纳是一名纳粹特务。他在小说中并非以声名显赫的人物身份出现，而是从一些线索中拼凑而出——他是克拉拉·施陶费尔位于马德里的住宅里一名引人注目的访客，有一段经重构的战时经历，并列在一份盟军战后通缉的德国人名单上。他的别名——霍斯特·阿尔贝托·卡洛斯·富尔德纳、卡洛斯·富尔德纳和阿尔贝特·霍斯特·富尔德纳——反映了追查其行踪时出现的不同身份。关键揭示是，他住在马德里并非偶然——德国战败已可预见之后，他受命为纳粹领导人调查逃亡路线。

身份与确认

富尔德纳的身份最初通过一段关于加利利街14号施陶费尔住宅访客的叙述浮现。自1945年春天起，索莱注意到常来者中有一名与她年龄相仿、金发极浅、蓝眼睛的男子。他相貌出众，说西班牙语流利，口音也与她听过的任何口音都不同。另一名女佣认出那是阿根廷口音。入秋后，他有时会和其他男子一同来访，那些人说西班牙语时也带着同样的口音。这些线索表明，此人能够往来于德语和西班牙语环境之间，但仅凭这家人的观察，无法确定他的完整身份或目的。

在塔普洛的一次会面中，胡安·内格林读出一张手写便条，并确认此人是霍斯特·阿尔贝托·卡洛斯·富尔德纳；他在德国以霍斯特·富尔德纳为人所知，在西班牙和阿根廷则以卡洛斯·富尔德纳为人所知。内格林的叙述既解释了阿根廷口音的来历，也交代了这名访客背后的政治经历——富尔德纳出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但他十二岁时，全家迁回德国。因此，在战后活动开始之前，他的身份就已带有跨国色彩；这一背景也使他后来面向西班牙和阿根廷使用的名字显得不只是发音上的差异。

这些名字也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在一份盟军通缉德国人名单上。名单将他记为阿尔贝特·霍斯特·富尔德纳，姓名拼写有误，并称他是由德国派来组织战败后秘密活动的安全局成员。名单上的写法与内格林的确认存在出入，但这并未抹去两者间的联系；它显示了追查这一网络所依赖的档案存在局限和差错。名单提供了他在马德里的住址——莫德斯托·拉富恩特街33号，并注明名单送达时，他人在巴塞罗那附近的塔拉萨。

纳粹生涯与马德里任务

内格林的叙述称，富尔德纳是早期纳粹分子，曾惹上法律麻烦。1935年，他因侵吞属于党卫队的钱财而被开除出纳粹党。这件事展现了他的私利与所效力组织之间早期出现的裂痕，但小说也清楚表明，这次挫折并未终结他的纳粹生涯。

1941年，富尔德纳在西班牙自愿加入蓝色师，担任其俄罗斯前线的翻译。该师撤离后，他返回德国并申请重新加入党卫队。他不仅获准重返，还迅速晋升至上级突击队大队长军衔。他恢复地位的经历是一次明显逆转——一个曾因侵吞党卫队钱财而被开除的人，重新获组织接纳并在其中晋升，再次成为纳粹活动新阶段中的有用之人。

1944年，瓦尔特·谢伦贝格招募了他。谈话中称谢伦贝格是党卫队情报组织负责人；由于他早已认定战争已经失败，便指派富尔德纳调查纳粹领导人可能采用的逃亡路线。这项任务将富尔德纳先前在德国和西班牙的经历，与明确的战后目标联系起来。他的工作不是继续传统的军事行动，而是为纳粹领导层在战败后的生存和转移做准备。

根据叙述，马德里是指定的行动基地——富尔德纳在那里定居，以执行谢伦贝格交给他的任务；阿斯卡拉特最后断言，据他们所知，他仍在那里。因此，小说并未将他继续留在当地描绘成孤立的奇闻，而是视为战事结束前逃亡计划已经展开的证据。战后网络源于对战败的预期，而非战败后才突然出现。

加利利街14号与逃亡网络

加利利街14号的见闻展现了富尔德纳所处的更广泛秘密活动环境。1945年夏天，克拉拉·施陶费尔翻修了两间房作为办公室，装上一条新电话线，雇了两名秘书，并在新橱柜里放满各种尺码的男装和鞋子。住宅里的访客也变了。除了施陶费尔熟悉的朋友，还出现了身形消瘦、疲惫不堪、在不定时段来访的男子。索莱认出他们是逃亡者——有些人逃离欧洲的监狱后，亲自翻越比利牛斯山脉；另一些人则是从南克拉雷斯-德奥卡获释。他们在加利利街14号受到接待，获得食物和衣物，似乎还得到安排住处或工作的帮助。他们不在这栋住宅过夜，许多人会回到办公室安排事宜。

另一条文件往来渠道进一步加深了索莱的怀疑。几乎每周都有一名西班牙替补士兵送来密封信封，信封上印着马德里各堂区的抬头，尤其是伊格莱西亚环岛附近堂区的抬头。有一次信封没有封好，索莱发现里面有一份洗礼记录，上面写着德国姓名和1907年的日期。这类往来一直持续到她逃离西班牙。这些细节表明，这栋住宅既提供实际援助，也牵涉文件的制作或传递；不过，叙述并未声称每名访客或每份文件都由富尔德纳直接经手。

将富尔德纳与这一环境联系起来的证据是逐步累积的，而非通过一幕他亲自指挥行动的场景来呈现。有人认出他是那名西班牙语流利、带阿根廷口音的访客；内格林重构的经历显示，他在马德里调查逃亡路线；盟军名单则称他受命在战败后组织秘密活动。综合这些线索，可以将他的任务与马德里的网络环境联系起来，但无法确定他在那里执行的每一项具体任务。小说谨慎地区分了目击者的观察，以及调查者对这名访客角色所作的推断。

档案、住址与问责局限

盟军名单将富尔德纳的住址列为莫德斯托·拉富恩特街33号，并称提交名单时他人在巴塞罗那附近的塔拉萨。名单称他是从德国派来组织战败后秘密活动的安全局成员。这条记录使他的个案成为识别德国人员这一更广泛行动的一部分，但名单自身把他的名字拼错，强调即便当局掌握住址和生平描述，身份确认仍可能出错。

这份记录与调查中更贴近生活的证据并列——仆人一再看到他，住宅里有人认出阿根廷口音，出现了德国人的洗礼记录，以及疲惫男子获得食物和衣物的模式。不同形式的证据并不具有同等确定性。目击者可以描述一名访客及其说话方式；情报笔记可以重构他的经历和任务；正式名单可以写出他的名字并提供住址，却仍然把名字写错。因此，这一人物是在亲历观察与官僚分类之间的摩擦中逐渐拼凑而成的。

叙述对富尔德纳最后所处状态的交代并无定论。文中称他已在马德里定居，而且据调查人员所知仍留在那里；盟军名单记载他是该市居民，但送达名单时他身在别处。两处叙述都没有提及他是否被捕、逃走或后来遭遇如何。他在叙事中的意义，转而在于其已知行踪揭示的情况——纳粹战败并未立即瓦解曾为该政权效力的网络。这个曾被开除出纳粹党、后来重返党卫队并受命勘察逃亡路线的人物，成为连接战时情报与战后隐匿机制的关键人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