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亚·尤金妮娅·莱昂

加西亚医生的病人

社交名媛玛丽亚·尤金妮娅·莱昂是一位富有的年轻母亲,她的生活因爱上费尔南多·比利亚·鲁伊斯而发生改变。小说将她受保护的婚姻与一场既亲密又关乎政治的觉醒并置——她在费尔南多身上找到了自己与埃斯特班·马罗托共同生活时所缺少的充实情感,随后跟随他参与长枪党的秘密活动,并在他被捕后为他奔走。1939年6月,她向皮拉尔·普里莫·德·里韦拉求助,展现出她的私人忠诚与胜利政权的权力之间的距离。

身份与婚姻

玛丽亚·尤金妮娅在马德里拜访皮拉尔时,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她带着孩子从法国回来,而丈夫仍留在那里打理生意。她与埃斯特班结婚时年仅十八岁半;他是个三十三岁的鳏夫,家财丰厚。这桩婚姻并非建立在爱情之上。埃斯特班直言不讳地说了这一点,玛丽亚·尤金妮娅也表示认同;两人则都靠着得体的礼数和彼此相处融洽的本事,维持着这段关系。

这段婚姻逐渐形成一种不同寻常的家庭分居生活。二十三岁时,玛丽亚·尤金妮娅独自带着孩子住在阿尔马格罗街一套宽敞公寓的右侧,埃斯特班则住在左侧。他有时会留在家里,却更喜欢独自用餐;想要有人作伴时,他便去带露台的阁楼公寓。两人通常只在吃饭时见面,就连用餐也要迁就他的商务约会。尽管如此,他还是会带她参加马德里的社交聚会,那里的人常想借机接近他的钱财。叙述指出,普里莫·德·里韦拉家族看重这笔财富,却把自己的兴趣说成是为西班牙效力。

费尔南多改写的人生

1936年7月1日,埃斯特班把玛丽亚·尤金妮娅和孩子们送到哈罗。她的父母在那里葡萄园间有一栋乡间别墅,离家族生意不远。她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能像往常那样去潘普洛纳。潘普洛纳是她的出生地,父母在那里宠爱孩子,她也可以自由出入,以玛丽亚·尤金妮娅·莱昂的身份生活,而不必做马罗托太太。埃斯特班没有改变主意,却意味深长地承诺,只要一切顺利,她那一年就会有很多时间待在潘普洛纳。他在车站送她们离开;此后两人再未相见。

军事起义十五天后,玛丽亚·尤金妮娅安于在父母位于潘普洛纳的家中生活。她有三个健康的孩子,生活富足安逸。她从未和埃斯特班生活得幸福,却也不曾不幸;她不知道自己错过的究竟是哪一种幸福。一个八月的下午,这种平衡被打破了——她的朋友皮莉向两名穿制服、正穿过卡斯蒂略广场的长枪党成员打招呼。一个是皮莉的表亲阿图罗;另一个是费尔南多·比利亚·鲁伊斯,一个来自图德拉、二十五岁的年轻人,比玛丽亚·尤金妮娅小四岁半。他没有征求她的同意,便坐到她身旁;年龄差距并未让他在意。

费尔南多对她的影响,被描写成对她过往生活的一次彻底重新估量。在她眼中,与她所爱的男人相比,埃斯特班不过是一幅粗糙而失败的草图。她的身体曾生下三个孩子,却从未觉得它真正属于自己;如今身体重新鲜明地呈现在她面前。费尔南多的触碰仿佛唤醒了她的肌肤,她的心也冲破了那套曾被当作生活的刻板日常。叙述赋予两人的第一次性爱以第二次诞生般的力量——她觉得,在费尔南多带她回家、拥抱和亲吻她,并以她从未体验过的情感与她亲热之前,她仿佛从未存在过。

爱情与政治投入

玛丽亚·尤金妮娅此前对政治毫无兴趣。在马德里,她对长枪党成员谈不上特别同情。与埃斯特班参加社交聚会时,她总被留在女人们当中,包括皮拉尔和她的圈子;她们朴素的外表和对服务的奉献,与玛丽亚·尤金妮娅佩戴珠宝、讲究衣着和妆容、努力取悦丈夫的样子形成对照。她们的群体体现了一种守纪律、服务他人的女性理想;与对待其他一些长枪党女性相比,她们对玛丽亚·尤金妮娅的卖弄风情更不宽容。

随着费尔南多的政治投入成为两人亲密关系的一部分,她的看法发生了变化。1937年春天,她爱他,不只是因为他是情人,也因为他的热情——他眼中的火焰,以及他在秘密会议上说出的激烈言辞。费尔南多不像埃斯特班那样;他会向她解释正在发生的事,也会询问她的想法;当他赞同她时,便拥抱她。政治赋予她一种不同于丈夫所安排的角色,而她对费尔南多的依恋也与参与他的事业密不可分。

她陪费尔南多前往萨拉曼卡会见曼努埃尔·埃迪利亚,也在他被捕时陪在他身边。她试图让警察也把自己逮捕,但他们并未把她当回事。此后,她全心投入帮助他——她一家家监狱地奔走,找遍所有认识的人,向朋友施压,敲遍每一扇门,恳求他人相助。叙述将这场奔走描写为她在费尔南多被拘押后持续从事的事情,而不是一时的姿态;私人爱情由此转化为持久且公开的行动。

拜访皮拉尔

1939年6月12日,玛丽亚·尤金妮娅走进皮拉尔·普里莫·德·里韦拉的办公室。在这次会面中,她天生的优雅反而泄露了来意——她穿着黑色套装,但翻领上的粉色丝绸栀子花、红鞋和配套手袋,清楚表明她并非穿着丧服。皮拉尔叫她“赫妮”,问候她的家人,起初还误以为她穿黑衣是在服丧。玛丽亚·尤金妮娅纠正了她。接着,皮拉尔问埃斯特班是否已从巴黎回来;玛丽亚·尤金妮娅说他还没有,自己则带着孩子回来了。

这番交谈汇集了影响她处境的各种力量。皮拉尔提到,埃斯特班为国家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如今战争胜利,他理应休息一阵。玛丽亚·尤金妮娅以家人对这项事业的忠诚为由,解释自己为何觉得可以来找皮拉尔谈谈。然而,她真正关心的是费尔南多·比利亚·鲁伊斯。她说出他的名字时,尽管努力不让自己显露出来,心中仍涌起一阵甜蜜。皮拉尔认识他,还称他是纳瓦拉最英俊的同志;她这番熟稔的回应暗示,费尔南多的事情对她并非秘密。

叙事意义

玛丽亚·尤金妮娅的人生轨迹将个人觉醒与政治后果连在一起。她的婚姻带来了财富和社会地位,却也使亲密关系沦为礼貌的共处,并将生活空间一分为二。费尔南多的关注让她感到自己重新拥有身体、重新活了过来;但这段关系也把她带进地下会议,带她前往萨拉曼卡,并让她面对他被捕后的种种后果。她的忠诚体现在一次次奔走争取,而不只是口头表白。

她与皮拉尔的会面进一步凸显了她的私人目的与围绕她的公开说辞之间的反差。埃斯特班的财富被赞颂为对胜利事业的贡献,玛丽亚·尤金妮娅本人的忠诚则被用来为她的求助铺垫理由。这一场景并未说明皮拉尔会提供什么帮助。它只是让玛丽亚·尤金妮娅停留在门槛上——一边是使她脱胎换骨的个人斗争,另一边则是她不得不向其求助的政治等级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