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斯·奥迈尔
加西亚医生的病人汉斯·奥迈尔是负责管理德国占领下爱沙尼亚集中营系统的党卫队军官;随着苏军步步逼近,他选择屠杀克洛加的囚犯,而不是释放他们或将他们留在原地。他的经历展现了行政指挥如何与工业化杀戮相连——他参与指挥集中营系统,下令实施克洛加最后的大屠杀,最终因在奥斯维辛犯下的罪行被处决,却从未因克洛加的屠杀受审。
在爱沙尼亚的指挥
1943年夏,奥迈尔抵达爱沙尼亚,负责监督瓦伊瓦拉集中营及其附属营地的建设。这一系统由德国民政当局东方专员辖区建立,当局创建了多达二十座劳役营,以攫取该地区的原材料。有些营地只维持到当地资源耗尽为止;克洛加是永久性营地之一。奥迈尔是一名党卫队上尉,在德军撤离波罗的海地区之前,一直全面指挥爱沙尼亚的集中营系统。
克洛加的囚犯被迫修筑防御工事,企图阻挡苏军推进,并在为德国战事服务的工厂里劳动。他们加工附近森林的木材,生产建筑材料,尤其是砖块和水泥;一段时间里,一间小作坊还制作木屐。劳动制度极其残酷——轮班时间令人精疲力竭,食物匮乏,生病的囚犯也不会获准减少工时。因此,死亡率很高。约七十五名囚犯秘密组成一个团体,但高死亡率以及工人频繁被派往森林分遣队、在那里露宿,使该团体无法组织起义。
克洛加大屠杀
1944年7月起,苏军在德国占领的爱沙尼亚境内推进;次月,党卫队开始撤离克洛加。随着德军战线后撤并不断变动,运输日益困难,但仍有约五百名囚犯乘船被送往其他营地,包括施图特霍夫集中营和当时位于德国领土的一座营地。撤离于9月中旬停止,当时苏军已逼近纳尔瓦。此时,奥迈尔决定消灭囚犯,而不是释放他们,或在撤退时将他们遗弃。
1944年9月19日,武装警卫包围了集中营。囚犯被分批带到附近树林中杀害。屠杀持续了四天。在最初几天,党卫队强迫囚犯把被杀害的同伴尸体堆成柴堆,随后纵火焚烧。9月23日,一些柴堆已经搭好,却尚未点燃。杀死最后一批囚犯后,党卫队人员加入德军,一同向西撤退。
9月28日,苏联红军抵达克洛加时,只发现八十五名幸存者。苏联士兵原以为营中约有二千四百人,也就是最后一次撤离后集中营的人数。曾藏身营房或在转移途中逃脱的幸存者,带领部队前往杀戮地点。士兵们在树林里发现排列整齐的柴堆——尸体一排排俯面朝下摆放,上面交错铺着砍下的木头。尸体遗骸及其排列方式揭示了系统性地把受害者尸体烧成灰烬和白骨的企图。
奥迈尔撤离波罗的海地区后的经历
撤离波罗的海地区后,奥迈尔返回德国。1945年1月,他获任挪威米森集中营的指挥官。在那里,他在战争最后几个月的行为与他在波兰和爱沙尼亚声名狼藉的所作所为大相径庭——5月7日,即第三帝国投降之日,他打开集中营大门,释放了所有囚犯。这一反差表明他的行为发生了变化,但这段记述没有解释原因,也没有把释放囚犯描述成足以抵销他先前罪行的行为。
被捕、受审与问责的限度
1945年6月11日,奥迈尔本人还被关押在特宁莫恩营地时,英国秘密情报局的人员截获盖世太保档案后,他随即被捕。1946年,他被引渡至波兰,并于1947年11月至12月间因在奥斯维辛的行为受审。法律程序审理的是他在奥斯维辛犯下的罪行,而非克洛加大屠杀。
奥迈尔辩称自己无罪,否认奥斯维辛存在毒气室,并把自己说成德国战败的替罪羊。法院于1947年12月22日判处他死刑;1948年1月28日,他在克拉科夫一所监狱被绞死。因此,他的定罪与处决并未使他因在爱沙尼亚下令实施的大规模屠杀受审——他在奥斯维辛犯下的罪行,反而使他未能因克洛加大屠杀受到起诉。
叙事意义
奥迈尔的经历也使这场屠杀呈现出鲜明的法律余波。这段记述指出,他作为指挥官所作的决定把撤离变成了屠杀,却也记载,他在奥斯维辛犯下的罪行使他无法因克洛加事件受审。因此,他受审并被处决,既表明战后问责的范围,也揭示其局限——他被定罪并处以绞刑,却不是因为杀害克洛加的囚犯。如今,一座纪念碑矗立在旧集中营所在地,纪念两千多名仅仅因为出生便在那里遭到杀害的人。纪念碑立于施害者曾试图用烈火抹去证据之处,使留存下来的记录以及克洛加案件从未受审这一事实,都成为它所保存的历史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