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克托·德拉塞尔纳（子）

小维克托·德拉塞尔纳是西班牙记者，他的工作与人脉使他成为战后阿根廷协助欧洲合作者和逃避纳粹司法的逃犯的中间人之一。作为《信息报》的主编，他公开身份是报人；而在私人通信以及与胡安·庇隆的一次会面中，他则与甄选逃亡难民、掩护逃犯出国的行动联系在一起。

身份与公开职务

维克托是同名记者之子、作家孔查·埃斯皮纳之孙；11月6日，他从马德里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时，担任《信息报》主编。布宜诺斯艾利斯《民族报》的一名摄影记者拍下了他走下飞机舷梯的情景。他没有霍斯特·富尔德纳那么出名，但并非盟军观察人员所不知；他们认为他和父亲一样，是法西斯主义者、亲纳粹主义者。

他与庇隆会面中其他来宾的相识，始于他们在西班牙的那些年头。这种社交上的熟悉，使他得以接触一些人，而他们的政治与实际事务远远超出各自的公开身份。皮埃尔·戴耶离开后，维克托仍与他保持频繁通信。他们表面上普通地讨论出口一辆汽车，实际上用了显而易见的暗号——那辆车指的是他们打算帮助横渡大西洋的逃犯。

阿根廷与逃亡网络

维克托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后，参加了罗多尔福·弗雷德召集的一场聚会；聚会名义上是聆听庇隆解释他的“第三位置”。庇隆自称既反对马克思主义，也反对自由主义，并称自己是超越左右分野的人民运动领袖。但会面的实际目的很快显露出来——庇隆希望接纳与第三帝国有关联的平民、军人、技术人员和科学家，期待借此使阿根廷成为一个大国。他预料，西方与苏联未来可能爆发冲突，届时今天声名狼藉的纳粹分子或许会成为明天有用的盟友。

弗雷德邀请维克托参加会面，使这名记者得以跻身一个包括逃亡者援助者在内的圈子。这一邀请并非更大规模行动中的偶然安排。戴耶在1948年2月25日的一封信中，请维克托按国籍整理西班牙境内政治难民的名单，并注明哪些人最亟待营救。戴耶特别说明，难民不必亲自提出申请——组织者会负责安排。他建议由克拉拉·施陶费尔和另外两名值得信赖的同伴执行这项工作。

维克托的通信与难民名单展现了同一职能的不同侧面。信件借商业运输的说法掩饰个别逃犯的身份；名单则把西班牙境内更广泛的难民群体划分为需要营救的对象。他的角色将西班牙的人脉与阿根廷接待行动连接起来，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行动唯一的策划者或执行者。

关系与后果

在拉格兰哈的一场聚会上，维克托和父亲在西班牙及外国来宾组成的人群中穿行自如。他们知道阿德里安·加利亚多已经回到西班牙，便请梅塞施密特介绍他们与他认识；随后，其他西班牙来宾也上前接触加利亚多。这一幕将维克托置于由政治同情者、前官员和逃亡网络人物构成的人际关系网之中。

他与戴耶的关系也揭示了这些人际联系如何在不同国家之间产生实际影响。一场以暗语谈论“出口”汽车的交流，可以掩饰对逃犯的援助；而对方索要的名单，则提供了决定营救对象及行动紧迫程度的方法。网络表面上的行政用语——国籍名单、申请、运输——服务于影响更深远的目的——为盟军视为法西斯主义者或亲纳粹主义者的人安排避难。

叙事与历史意义

小说将维克托描写为处于公开体面身份与秘密援助行动交界处的人物。他在报纸上的职务有目共睹；将汽车重新解释为逃犯的通信，以及甄别营救难民的请求，则揭示了体面表象背后的工作。他既不只是庇隆意识形态聚会上的一名来宾，也不只是通信对象——相关材料将他与实际甄选并转移寻求逃亡者的行动联系起来。

这种联系属于小说对施陶费尔网络以及佛朗哥治下西班牙作为逃犯避难地和中转站的更广泛描写。书中区分了有史料依据的历史材料与虚构人物，并将克拉拉·施陶费尔描述为网络中的核心历史人物。维克托的行动使这个隐秘体系得以显现——它的运作不仅依赖重要组织者，也依赖那些能够把私人友谊和看似日常的通信转化为逃亡路线的中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