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茨

弗兰克·菲茨西蒙斯是詹姆斯·里德尔·霍法的长期盟友，也是霍法提拔起来的国际卡车司机兄弟会继任者。他的职业生涯体现了霍法故事中的一个核心反转——霍法为自己入狱期间保留权力所作的安排，赋予了菲茨西蒙斯掌控工会、抵制霍法回归并围绕自己重塑工会领导层的制度地位。

从第299分会到国际工会职务

菲茨西蒙斯出身于霍法在底特律的圈子，是他在卡车司机工会第299分会时期的老朋友。他迈向全国领导层的第一步，缘于国际副主席欧文·伯特·布伦南去世。霍法在1961年大会前不久因心脏病失去了布伦南。为了填补空缺，霍法在菲茨西蒙斯和鲍比·霍姆斯之间作出选择；霍姆斯是克罗格公司早期罢工中的忠实老兵。最后由掷硬币决定人选。叙述者后来认为，霍姆斯绝不会像菲茨西蒙斯最终那样背叛霍法；按照这种说法，硬币让错误的人走上了接班之路。

霍法在1961年大会上提名菲茨西蒙斯，代表们选举他担任副主席。随后，菲茨西蒙斯走到话筒前，长篇称赞霍法；叙述者回忆说，那几乎像是在宣誓效忠。这番表现让两人的联盟公开化，但回想起来，其中也蕴含着后来的讽刺——菲茨西蒙斯的晋升有赖于霍法的提携，而这个看似向恩主表明忠心的人，最终成了他的对手。

这项任命属于一场围绕工会权力与资源展开的更广泛较量。霍法在1955年设立了全国性养老金基金，让卡车司机工会成员获得社会保障制度之外的退休保障，同时坚持掌控基金不断增长的资产如何出借。叙述者加入工会时，基金持有约2亿美元；等他退休时，基金规模已达10亿美元。书中将该基金描述为有组织犯罪获取贷款的来源，也将其视为工会支持开发项目的工具。因此，菲茨西蒙斯的崛起发生在这样一个组织内部——其领导层既掌控着一个重要的劳工机构，也掌握着获取大量资金的渠道。

为霍法缺席而安排的继任者

1966年7月，在迈阿密海滩举行的卡车司机工会大会上，霍法修改工会章程，设立总副主席职位。若工会主席入狱，这名新设职位的任职者便有权管理工会。霍法让菲茨西蒙斯担任这一职位，认为他是可靠的下属。这项安排应对了霍法眼前的入狱风险，但也给了菲茨西蒙斯一条正式接任主席的途径，以及霍法缺席期间治理工会的权力。

霍法将这项章程修改与自身的经济保障和法律保护联系起来。他把年薪从7.5万美元提高到10万美元，并确保即使入狱也能继续领取。代表们还批准支付以往的法律费用，当时总额为1,277,680美元；他们也同意支付未来的法律费用，不论最终金额多少。因此，大会把继任规划与更广泛的努力结合起来，力图在霍法入狱期间保住他的地位和待遇。赋予菲茨西蒙斯的权力不只是一项暂时的人情安排，也被写进了工会的治理架构。

霍法下一次重返工会的机会取决于假释。他1969年的申请遭到拒绝，当时他的芝加哥定罪仍在上诉。到1971年，假释有可能让他及时获释，赶上七月举行的大会；他预期自己届时会再次当选。那年年初，菲茨西蒙斯宣布，如果霍法未获假释，他就竞选主席。这一宣布直接挑战了霍法——霍法仍是主席，而且按照书中的叙述，他被定罪的罪行并不会依据《兰德鲁姆—格里芬法》使他失去担任工会职务的资格。执行委员会拒绝有条件地支持菲茨西蒙斯，但这番表态已将继任之争公开化。

主席职位与霍法获释的条件

霍法决定不寻求连任后，菲茨西蒙斯与霍法之子詹姆斯·P·霍法一同出现在迈阿密海滩花花公子广场酒店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他宣布，霍法写信告知自己不再参选，并支持菲茨西蒙斯担任主席。在1971年6月21日的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菲茨西蒙斯告诉委员会，霍法已经辞职，并任命他担任代理主席，直至大会召开。随后，理查德·尼克松走进会议室，坐在菲茨西蒙斯身旁，报纸摄影记者则拍下照片。两天后，詹姆斯·P·霍法正式通知委员会，他父亲已辞去数个工会职务，包括国际卡车司机兄弟会主席和第299分会主席。

职位交接之际，霍法正努力争取出狱。1971年12月23日，尼克松减轻了霍法的刑罚，使他立即获释。然而，减刑令禁止霍法在1980年3月6日之前直接或间接管理劳工组织。这项限制使菲茨西蒙斯的接任演变成一场争夺霍法能否重新掌权的冲突——菲茨西蒙斯担任主席，霍法则被禁止管理工会。霍法的支持者称这一条件是背叛；霍法后来也在法庭上质疑该条件是否合法。

霍法不在期间，菲茨西蒙斯并非只是暂时代行职务。书中描述说，霍法设法重返工会领导层时，菲茨西蒙斯建立起了自己的权威。霍法的计划取决于他能否在第299分会保住立足点——分会主席戴夫·约翰逊原本预计会留任，直到霍法能够回归；届时，约翰逊会任命霍法担任业务代表，并让他成为1976年大会的代表。菲茨西蒙斯向约翰逊施压，要求他提前退休，以便让菲茨西蒙斯任命自己的儿子担任分会主席。这番施压期间，约翰逊不断接到打来后便挂断的电话，工会大厅办公室的窗户遭霰弹枪击中，他那艘45英尺长的游艇也被毁。叙述者将这些事件说成是菲茨西蒙斯及其盟友发出的讯息。约翰逊留任，并达成一项协议，改由菲茨西蒙斯的儿子担任副主席。

公开冲突与私人报复

到1974年2月，霍法已公开抨击菲茨西蒙斯的表现。他指责菲茨西蒙斯四处参加高尔夫球锦标赛，而不是把主席工作当作每天18小时的职责；霍法还在一次电视采访中称他“疯了”，并提到他去看精神科医生。两人的冲突加剧期间，霍法经常骂菲茨西蒙斯是骗子。这些侮辱与1961年大会上形成鲜明对照——当时菲茨西蒙斯曾拿起话筒，赞扬那个以支持助他成就事业的人。

菲茨西蒙斯报复了霍法的家人和圈内人。他解雇了约瑟芬·霍法，使她每年损失4.8万美元收入；他还终止了詹姆斯·P·霍法每年3万美元的法律顾问聘用费。查基·奥布莱恩从小在霍法家中作为养子长大，称霍法为爸爸；他保住了卡车司机工会的工作，却逐渐亲近菲茨西蒙斯，并日益疏远霍法。霍法不赞成奥布莱恩赌博和挥霍，也拒绝支持他竞选第299分会主席，两人的决裂因此加深。菲茨西蒙斯的掌控由此不仅改变了工会的正式领导层，也改变了霍法过去借以施加影响的人际关系。

叙事作用与遗产

书中主要通过菲茨西蒙斯与霍法关系的变化来呈现其人物形象——他起初是站在话筒前的忠诚受任者，继而成为指定的代理人，最终成了抵制霍法回归的在任主席。书中最鲜明的结构性讽刺在于，霍法为防备入狱所作的准备——设立权力强大的总副主席职位并任命菲茨西蒙斯担任该职——反而使权力转移成为可能。这位继任者并非凭空出现、夺取工会的外人，而是霍法亲自规划的制度安排的受益者。

这一反转也重新凸显了1961年的掷硬币决定。叙述者将选择菲茨西蒙斯而非鲍比·霍姆斯视为一个偶然时刻，其后果远不止填补一个职位空缺；不过，这场后来的冲突是从事后角度叙述的，而霍姆斯会采取不同做法的说法仍只是叙述者的判断。菲茨西蒙斯的重要性，在于个人忠诚与制度权力之间的反差——一名为维护霍法统治而获提拔的盟友，成了阻止霍法恢复权力的主要障碍。霍法失踪让联邦调查局重新关注工会内部圈子时，菲茨西蒙斯仍担任主席；联邦调查局的嫌疑人名单中则有弗兰克·希兰和拉塞尔·布法利诺等霍法的关系人，而没有菲茨西蒙斯。他在书中的决定性作用，体现于对继任、控制权以及霍法出狱后权力界限的争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