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罗德·吉本斯

哈罗德·吉本斯是一位卡车司机工会高层官员，在书中，他的职业生涯以工会忠诚与政治独立之间的对照为特点。他既是一位受尊敬的组织者，也是工会内部可能的接班人；但他也愿意采取令吉米·霍法恼怒、并引来尼克松白宫敌意关注的立场。他的重要性通过一再出现的抉择显现，而非来自对其私人生活的持续叙述——他在圣路易斯领导工会，向一位遇刺身亡的总统致敬，后来又独自反对工会支持理查德·尼克松。

圣路易斯的工会领袖

吉本斯领导圣路易斯联合理事会，比尔·伊莎贝尔既被列为某地方分会的组织者，也被列为理事会的组织者。伊莎贝尔本人是经验丰富的工会组织者；他认为，霍法在1967年入狱时，应该让吉本斯负责，而不是任命菲茨。这个建议表明，吉本斯位居工会高层，也使他成为霍法入狱后接班人选中颇具可信度的一位。书中没有说霍法曾认真考虑或提出让他担任此职；这一提议是伊莎贝尔的看法，由弗兰克·希兰转述。

希兰对吉本斯的评价格外强调。他称吉本斯是最优秀、最尽心尽职的工会人士之一；这番描述将吉本斯与叙事中那些工会权力纠缠着个人权势或涉嫌犯罪利益的人物区分开来。这仍是希兰事后回顾时的说法，并非独立评估。但这有助于解释，为何希兰建议霍法让吉本斯而非菲茨掌管日常事务——在希兰看来，吉本斯具备这份工作所要求的投入和地位。

旗帜与霍法的愤怒

约翰·F·肯尼迪遇刺后，华盛顿各处降下旗帜，政府工作人员也被安排回家。当时担任国际副主席的吉本斯降下了卡车司机工会总部的旗帜，并关闭了大楼。霍法勃然大怒。希兰后来告诉霍法，吉本斯只是照着其他大楼的做法行事；但他没能说服霍法接受这一解释。霍法始终没有原谅吉本斯这一举动。

这场争执的意义不止于旗帜本身。遇刺当天，吉本斯的举动使工会总部与公众哀悼的行动保持一致；而霍法的愤怒则让这一举动成为对个人忠诚的持久考验。后来，希兰建议霍法在服刑期间任命吉本斯管理工会，霍法用一句简短的话拒绝了：“去他的。”这一幕揭示了希兰影响力的限度——他可以推荐一位可信赖的官员，却无法消除霍法的怨恨。

芝加哥谈判中的可信消息来源

一月，希兰与霍法在芝加哥，出席首份全国货运总协议的最后签署仪式。该协议规定全国最低条件，同时允许地方工会协商补充条款和更好的待遇；它既没有消除地方差异，也无法杜绝欺诈。希兰称这次签署是劳工界的重要时刻，同时指出地方工会仍须批准协议，而工人能否获得其应有待遇，取决于领导层。

希兰后来从吉本斯那里听说，芝加哥发生那些事件后，霍法会特意在所有文件上签上“吉米·霍法”。这段记述没有说明具体是哪份文件，也没有解释霍法改变签名做法的原因。其意义在于这个细小的转述细节——吉本斯仍是有关霍法行事方式的消息来源，而希兰回忆霍法后来变得谨慎，也是通过吉本斯得知的。因此，吉本斯不仅是权力继承的竞争人选，也是工会内部叙事中值得信赖的联络人。

唯一反对支持尼克松的票

1972年7月17日，卡车司机工会执行委员会以19票赞成、1票反对的结果，正式支持理查德·尼克松竞选连任。吉本斯投下了唯一的反对票。书中特别指出，这与先前的降旗争议形成鲜明对照——作出向约翰·F·肯尼迪致敬这一决定、从而激怒霍法的，正是同一位副主席。书中也记载了尼克松政府与工会领导层之间的一项联系——尼克松任命了菲茨妻子帕特里夏·菲茨西蒙斯，担任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艺术委员会委员。

此后出现的证据显示，吉本斯遭受了政治压力。约翰·迪恩作证说，查尔斯·科尔森曾要求他对吉本斯的财务状况展开美国国税局调查。科尔森致迪恩的备忘录要求进行审计，并称吉本斯是“彻头彻尾的敌人”。霍法后来在证词中说：“我把一切归咎于一个人［他指的是对我赦免的限制］……查尔斯·科尔森。”在水门事件听证会期间，科尔森被问及此事时援引了第五修正案免于自证其罪的特权，不过他承认，在赦免获批前曾与菲茨讨论过霍法的赦免。这段记述将这些说法和备忘录作为赦免限制相关背景的证据；但并未证明吉本斯的反对票是拟议审计或该限制的唯一原因。

工会核心圈中引人注目的异议者

1973年2月，在新泽西州樱桃山拉丁赌场为霍法庆祝六十岁生日举行的答谢晚宴上，也出现了吉本斯的身影。菲茨不希望人们出席，但吉本斯是唯一到场的执行委员会成员。希兰也在场，坐在显眼的位置；霍法与他合影数张，其中包括一张握手照，希兰说自己珍视这张照片。这一幕将吉本斯置于少数几位资深官员之列——尽管当时领导工会的人施加压力，他们仍公开加入霍法的支持者行列。

综合来看，这些事件通过吉本斯所作的选择描绘了他，而这些选择之所以具有意义，是因为他周围的人物和机构。他被推荐为能干的接班人，却因旧怨遭霍法拒绝；后来，他又成为唯一反对支持尼克松的委员会成员。书中没有交代吉本斯私下如何看待这些冲突，而是通过记载下来的行动展现他的立场——降下旗帜、以一票对十九票投下反对票，以及出席一场在任工会领导层宁愿成员避而不去的晚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