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

自1900年7月起担任意大利国王的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处于叙事的宪政枢纽位置——他的签署、拒绝与沉默，左右着政治危机究竟会成为阻挡贝尼托·墨索里尼的屏障，还是成为他崛起的契机。国王出场时被描述为内向、缺乏安全感且拘泥细节，体格虚弱，性格也被认为软弱。因此，衡量他的权威，重点不在于宏大的演说，而在于国家存续似乎取决于他的那些关键时刻所作的决定。

身份与宪法地位

国王所处的角色既具礼仪性质，又能决定大局。他开启议会会期、接见政府首脑，并正式任命墨索里尼；然而，叙事一再表明，宪法权威必须付诸行动才能发挥效力。面对法西斯势力不断壮大，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可以批准或搁置措施，但他的选择并未始终保护那些以君主制为合法性基础的制度。

国王公开露面与私下决策之间的反差，最清楚地体现了这一矛盾。他出现在议会面前，后来又在阳台上向法西斯队伍致意；然而，是否授权动用武力阻止向罗马进军这一关键问题，却是在远离人群之处作出的决定。君主制始终可见，但它约束新兴政治力量的能力却愈发令人难以确定。

与社会党的议会决裂

新一届议会开幕时，按惯例，国王应于上午10时30分在议事厅内设立的王座前发表演说。议事厅装饰着一幅宏大的寓意性壁饰，颂扬年轻意大利的美德与历史。与这幅展现国家团结的官方图景相对照，156名新当选的社会党议员戴着红色康乃馨，占据左侧最前面的三个区段。他们的出现甚至使乔瓦尼·乔利蒂无法坐在惯常席位上；国王尚未抵达，议会生活的变化便已显现。

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入场时，约有500名议员起立欢呼。社会党议员仍坐在原位，其他议员则向国王致意；弗朗切斯科·萨韦里奥·尼蒂请全体就座时，他们才起身离场。这一离席是有意拒绝君主与议员之间预期会发生的礼仪互动。尼古拉·邦巴奇率领异议者经过王座，并呼吁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留下国王在空了大半的大厅里发表演说。这一幕使君主制声称自己体现国家的礼仪主张，与拒绝这一主张的大众政治运动正面冲突。

这场决裂并未止于议会姿态。社会党议员在外面短暂庆祝，但叙事很快记述了民族主义者在罗马对他们发动的袭击。议会内的仪式与街头暴力形成对照，显示国王的象征性在场几乎无法保障反对政治秩序者的安全或地位。

向罗马进军与未启用的戒严令

1922年10月，法西斯动员日益加剧之际，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正在圣罗索雷度假。路易吉·法克塔给他发去电报，希望墨索里尼在那不勒斯的演说表达的是急躁，而非决心。国王不在罗马，成为紧张局势的一部分——政府正在考虑采取非常措施，但是否赋予这些措施效力，决定权属于君主。

晚上8时05分，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抵达罗马车站后，告诉法克塔自己疲惫、失望而沮丧，并威胁说要退位，带着妻子和儿子隐居乡间。随后，他宣布必须保卫罗马，如果武装法西斯分子逼近首都，可能有必要实行戒严。法克塔返回内政部，准备法令。保卫罗马的命令下达给埃马努埃莱·普利耶塞将军；逮捕指令发给各省长；一份公告也张贴在街头。有几个小时，法律机制似乎已准备好阻止这场进军。

然而，决定性行动并未采取。国王没有签署法令，戒严状态也被搁置。叙事没有给出他改变主意的确切解释，而是着重呈现拒绝签署的后果。墨索里尼当时正就可能加入某个政府进行谈判，却坚持认为没有他就不可能达成解决方案。10月30日，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委任他治理意大利。国王未能授权采取紧急抵抗措施，由此为墨索里尼出任首相打开了大门。

次日，法西斯队伍列队穿过罗马时，国王出现在阳台上，身旁有阿尔曼多·迪亚斯将军和一名海军上将。他简短致意，队伍则继续行进了六个小时。这场仪式性场面发生在权力移交之后——君主仍处于仪式的中心，但他准许进入政府的力量，此时已构成公共表演的主体。

仪式、信任与1924年危机

1924年4月选举后，墨索里尼的支持者宣称取得压倒性胜利，新一届议会于5月24日开幕。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向新当选的议员致辞，称他们是胜利的一代。社会党人抗议选举违规，离开议事厅，再次使王室仪式与议会反对派之间的分裂显现出来。墨索里尼在政府席上旁观，没有作出反应。这一反复出现的模式意味深长——即使议事厅内有人质疑正式程序的合法性，国王仍主持着这些程序。

贾科莫·马泰奥蒂遭绑架后引发的危机，使反对派对宪法的挑战直接指向君主。乔瓦尼·阿门多拉代表各宪政反对派团体发言，请求国王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军队对他的忠诚，迫使墨索里尼辞职。刚从西班牙返回的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感谢阿门多拉坦率直言。但在6月16日与墨索里尼会面时，他敦促对方和解、改组政府并推动局势恢复常态。尽管公众普遍愤怒，他仍重申对首相的信任。墨索里尼则着手展开政治反攻，其中包括将内政部交给路易吉·费德尔佐尼，并解除埃米利奥·德·博诺的职务。

国王之后的行动继续体现正式权力与迁就态度并存。绑架事件导致市场暴跌时，他签署法令，授权省长查扣被认定有害于国家的出版物。这项措施通过压制新闻缓解了市场焦虑，而叙事将其呈现为对宪法保障的进一步退让。退伍军人代表团请求他采取紧急行动时，国王却把话题转到女儿打死了两只鹌鹑上。这一细节浓缩了严重的国家危机与国王心不在焉地关注家庭琐事之间的距离。

拒绝、不作为与叙事意义

反对派又通过书面证据发出一次呼吁。乔瓦尼·阿门多拉将切萨雷·罗西的陈述寄给国王；这份陈述指认墨索里尼与暴力事件有关，阿门多拉希望君主能为危机作出决断。国王没有行动。阿门多拉最终公开了这份陈述，使指控进入公共讨论，却未能促成反对派所期待的王室干预。

后来，墨索里尼要求国王签署一份内容留白的解散议会法令，以便借此威胁议员；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拒绝签署，除非墨索里尼先赢得信任投票并推动选举改革法案通过。这一拒绝限制了首相当下的要求，却不意味着国王更广泛地试图罢黜他或恢复政治竞争。国王附带条件的答复，与他先前拒绝签署戒严令形成对照——他能够扣下某一项具体手段，但叙事中不断累积的危机表明，他并未持续运用王权对抗政权。

因此，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的经历并非简单地从有权走向无力。他仍能作出影响深远的选择，包括拒绝签署解散议会的空白法令，但当反对派期待他捍卫宪政时，他却一再选择和解、拖延或沉默。他的君主制在礼仪与程序层面得以存续，但政治暴力、新闻限制和选举压力不断压缩这些程序能够运作的空间。故事的核心反讽在于，这位被要求守护国家的君主，帮助保全了国家表面的形式，却又以自己的决定使墨索里尼得以支配这些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