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瓦诺埃·博诺米

伊瓦诺埃·博诺米被描绘为一位社会主义改良派，他曾短暂尝试以政治温和路线和国家权威阻挡法西斯暴力。他的政府能够吸纳天主教人士加入更广泛的议会联合阵线，也能够出台针对法西斯小队的措施，却无法使这些措施真正奏效。这段经历具有双重意义——博诺米意识到，法西斯主义构成的政治危险超出了普通公共秩序问题的范畴；然而，他所领导的国家仍无力执行自身的命令。

改良派掌舵政府

博诺米接替乔瓦尼·乔利蒂出任首相。他的社会主义出身并未妨碍他将人民党中的天主教人士纳入政府；这一成就使建立更广泛温和派联盟的可能性显得切实可行。对贝尼托·墨索里尼而言，这种可能性令人不安。如果博诺米还能吸引温和派社会主义者，那么联合阵线或许能够孤立法西斯分子。因此，博诺米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他是政府首脑，也在于他可能组织议会力量来反对法西斯分子。

这段政治关系因更早的历史而变得复杂——1912年，墨索里尼曾将博诺米逐出意大利社会党。然而，到博诺米领导政府时，眼前的危险已不再是昔日的党内决裂，而是改良派社会主义者和天主教人士可能携手维护民主制度。叙述将这种可能性置于一个政治阵营日益固化、法西斯武力愈发左右政府施政能力的国家背景之中。

停暴努力及其局限

博诺米政府上台时，平息冲突的努力已经失去公信力。旨在缓和内战冲突的协定逐渐失效，而到11月，解除法西斯分子武装的尝试被认为正在失败。在贾科莫·马泰奥蒂写给妻子的叙述中，该协定也是墨索里尼为了自身方便而刻意维持到2月的一项安排。至此，许多人得出结论——不能把法西斯主义仅仅当作治安问题处理，反而必须让法西斯分子进入政府。

这一结论暴露出一个痛苦的悖论。政府的软弱促使人们向那个它无法遏制其武装暴力的运动妥协。与此同时，意大利社会党拒绝与资本主义政党组成联合政府，使博诺米失去了可能的议会支持。社会主义者没有以妥协为代价来加强国家，反而再次谴责国家无力打击政治罪犯。结果并非对民主制度作出更坚决的维护，而是随着议会危机持续发酵，政府日益陷入孤立。

对博诺米的政治性格，描述中流露出的同情多于信心。菲利波·图拉蒂称他聪明、诚实、不慕个人虚荣，也没有党派私利，且倾向于采取中间路线。然而，这一评价也指出了博诺米路线的弱点——面对图拉蒂所说的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那种充满暴力的政治心理，他依赖的是道德和精神手段。安娜·库里肖夫的评估则更为急迫。她认为，一个决心镇压法西斯暴力的政府必须准备面对内战。她的警告为改良派的温和理想划出了鲜明界限——单凭道德权威，无法迫使武装对手服从。

国家试图采取行动

博诺米政府确实采取了具体措施，试图约束法西斯小队。12月15日，他发布省长通令，将警棍列为须持许可证方可携带的武器，并将法西斯准军事团体列入被视为非法的组织。然而，新当选的国家法西斯党总书记米凯莱·比安基在四十八小时内作出回应，宣称国家法西斯党支部与战斗小队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这项声明由《意大利人民报》公开刊载。面对国家的命令，法西斯分子没有服从，反而公开宣称党与其武装组织本为一体。

政府随后采取的应对措施，显露出正式权威与实际控制之间不断扩大的距离。面对党总书记宣称拥有武装民兵，博诺米并未将他逮捕，而是在12月21日向省长发出第二份通令，抱怨许多公共秩序指令未获遵守。叙述强调，即使是基本限制也未得到执行——普通民众在星期日散步时仍继续携带带刺棍棒和狼牙棒。这些细节让失败变得具体可见。国家能够发布通令，但日常生活中的惯常行为却显示，命令原本意在管束的武器依旧存在。

在博洛尼亚，博诺米赋予省长切萨雷·莫里全权，负责区域公共秩序协调。莫里的做法直接挑战了法西斯小队赖以行使权力的地方组织结构。限制周末货车出行妨碍了突袭行动；政府就业办公室将农村劳动力市场从法西斯工会手中夺走；禁止季节性劳工移入，则针对了利用罢工破坏者的做法。这些措施表明，博诺米政府不止于口头谴责，还试图限制法西斯小队的行动能力，并削弱其对工人的控制。正因为莫里体现了高效的国家力量，法西斯分子才试图将他扳倒。

倒台及其政治意义

博诺米政府于1922年2月倒台。其垮台接踵而至的，是停暴计划的失败、解除法西斯分子武装的无能为力，以及意大利社会党不愿与资本主义政党组成执政联盟。这个结果加深了人们的看法——不能把法西斯主义当作一般的治安问题来处理，从而解决政治危机。然而，当时提出的替代方案本身也很危险——让法西斯分子进入政府，等于承认一个其小队屡次挑战国家权威的运动具有政治地位。

本书并未将博诺米描绘成克服这一困境的领袖。相反，它借助博诺米政府说明，自由主义国家虽然仍保有各部、各省长以及发布指令的权力，却已失去让这些指令切实生效的实际能力。他的温和作风既不只是个人美德，也不足以成为政治策略。他组建的联合政府展现出一种可能的议会制衡力量；而未获执行的通令以及政府最终倒台，则表明这种可能性已变得何其有限。因此，博诺米的执政时期标志着一次失败的努力——在制度存续日益取决于直接对抗暴力之际，试图通过常规制度遏制政治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