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达·达尔塞

M:世纪之子

伊达·达尔塞曾是贝尼托·墨索里尼的情人,也是他儿子贝尼托·阿尔比诺的母亲。在两人的关系结束后,她回到报社办公室与他当面对质。她的指控不止涉及私情背叛——她声称墨索里尼抛弃了她,没有归还她借给他的钱,曾与她结婚后又将她抛弃,并用法国人的钱创办了《意大利人民报》。本书并未将这些指控全都确认为事实,而是把达尔塞备受质疑的证词作为墨索里尼政治崛起中的一个压力点,展现一段私密往事如何变成公开挑战——以及发起挑战的女性如何轻易被斥为疯子。

关系与私生活的政治意味

达尔塞来自特伦蒂诺地区,并于1915年11月为墨索里尼生下一子。根据本书后来转录的一份报告,墨索里尼在一份日期为1916年1月11日的证明书上承认了这个孩子,但随后抛弃了达尔塞。报告称,她曾说自己在经济上帮助过墨索里尼,并指控他向法国出卖自己,却没有提及她本人的政治经历。这些细节勾勒出一段关系——承认孩子的身份并未阻止两人分离,而达尔塞关于情感和经济伤害的指控,也与有关政治资金的指控密不可分。

最具爆炸性的指控涉及《意大利人民报》的创办。本书叙述墨索里尼所遭遇的困境时,称达尔塞曾公开指控他于1915年用法国金钱创办这份报纸。这一指控与该报的政治作用并置——墨索里尼曾利用它鼓吹意大利参战,而这一立场导致他被意大利社会党开除。这种并置并不能证明达尔塞的指控,却赋予了指控政治分量。它质疑的不只是墨索里尼的私生活行为,也包括他借以推行全新政治路线的平台究竟源自何处。

日内瓦报告与官方驳斥的局限

公共安全专员乔瓦尼·加斯蒂于1919年6月提交的一份报告,将达尔塞描述为怀恨报复、歇斯底里的神经衰弱者,并断言她的话不值得相信。报告试图通过诋毁发言者来一锤定音。然而,报告也记录了一项调查结果,使这种驳斥变得复杂——墨索里尼确实到过日内瓦的昂格莱特酒店,只是时间并非达尔塞所说的日期。调查认定,他于1914年11月13日身在当地,也就是《意大利人民报》创刊号问世前两天。

这一纠正的范围有限。它既没有证实墨索里尼曾像达尔塞所说的那样会见法国前总理,也没有证明他收过钱。但它确实区分了日期记错与有关墨索里尼到过日内瓦的说法纯属捏造。由此,报告呈现出一种耐人寻味的矛盾——它一面称达尔塞的证词不可信,一面又保留了一项事实,使她叙述中的一部分与墨索里尼的政治经历有了具体关联。证据并未解决核心指控,也没有将任何一方的指控或官方否认变成定论。

庭院对峙

达尔塞返回报社办公室,使这场冲突变成了一幕公开场景。在一处空荡的庭院里,她的声音回荡着一声声指控;这一次,她还带来了贝尼托·阿尔比诺。叙述写道,她把孩子紧紧搂在怀里,继而以动物意象描绘狭窄肮脏的小巷,使这位母亲仿佛成了充满威胁的环境中的野兽。这种措辞在场景中相互对立的说法尚未厘清之前,便已影响读者的观感——达尔塞的愤怒被写成一场奇观,尽管场景也呈现了她为何而来,以及她想让墨索里尼面对谁。

她在庭院里称墨索里尼是个靠女人养活的男人,说他没有归还自己在他贫困而野心勃勃时借给他的钱。她还称他是重婚者,指控他曾与她结婚,随后又抛弃了她。附近酒窖的顾客纷纷跑来,围观人群越聚越多;切萨雷·罗西和邦塞尔维齐则下楼试图让她安静下来。达尔塞直接向墨索里尼叫阵——她喊他出来亲吻自己的儿子,随后又骂他躲在里面,是个懦夫。被卷入成人冲突的孩子试图挣脱;母亲紧抓着他,把他拉回原处。这一幕既将贝尼托·阿尔比诺呈现为要求父亲承认他的焦点,也让他成为这场自己无力左右的争执中脆弱的在场者。

墨索里尼起初仍坐在编辑桌前。听到对其勇气的侮辱后,他咒骂着冲下螺旋楼梯,手里拿着一把小巧的掌心手枪。叙述强调了武器的微小与这场对峙的危险之间的反差,却没有说明他打算如何使用手枪。罗西在他行动之前拦住了他,并严厉斥责他。墨索里尼含糊地道了歉,回到办公室;在博托努托区巡逻的两名警卫则带走了达尔塞和孩子。她跟他们离开时颇为满意。这一幕以一场似乎被旁人控制住的情节剧收尾,而非以引发这一切的指控得到解决告终。

话语、叙述框架与叙事意义

有关达尔塞的故事经过一系列反复将她描绘得过激的描述——报告称她歇斯底里且怀恨报复,叙述则称她为疯女人,并把她公开现身比作动物般的威胁。这些叙述框架固然重要,却无法抹去她说过的话,也无法抹去报告本身保留的证据。庭院一幕从最字面的意义上赋予她声音——她大声说话,引来墨索里尼的同事、阿尔迪蒂成员和一群路人加入争执;若非如此,这本会是一场被他留在办公室里的冲突。她的指控使这段被视为私密的关系在其政治工作场所的中心地带显露出来。

这一幕也将她公开对峙的场景与墨索里尼和比安卡·切卡托的关系并置;后者曾任他的秘书,两人在附近一家酒店私下会面。这种对比并不能证明达尔塞的指控,却强化了本书对可见程度不平等的描绘——一个女人与墨索里尼出现在私密的避身之所,另一个女人则被公开描述为制造骚乱,并被警卫带走。因此,达尔塞在叙事中的作用并不只是提供丑闻。她揭示了墨索里尼公共权威与一段未解决的个人往事之间脆弱的接缝——这段往事仍能闯入街头,点出他儿子的名字,并要求他作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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