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波·托马索·马里内蒂

菲利波·托马索·马里内蒂是诗人、未来主义创始人，也是早期参与贝尼托·墨索里尼周围政治动员的人物。在书中，他的公共形象与表演密不可分——他把宣言变成街头号令，把战争变成审美与政治理想，并把集会变成舞台。然而，他在这场运动中的位置始终不稳。随着法西斯主义转向与右翼结盟、同君主制妥协，马里内蒂抵制这一变化并离开中央委员会，暴露出革命修辞与政治巩固之间的裂痕。

身份与未来主义的形成

1909年，马里内蒂在意大利创立了二十世纪第一个历史先锋派运动。它的宣言从巴黎传播到莫斯科，倡导摧毁博物馆、图书馆与学院。它颂扬速度、大众生活、反叛、爱国主义、军国主义与战争，并将战争视为更新的源泉。书中呈现的这一纲领并非一种与政治相隔绝的文学立场，而是马里内蒂带入公共冲突中的语言。

1915年，他加入阿尔卑斯山地部队，离开位于威尼斯大道的家中那些新埃及风格陈设，投身军旅。他参加战斗，负伤后重返前线，经历卡波雷托战役的败退，后来则驾驶一辆兰西亚1Z装甲车，庆祝维托里奥·威尼托战役的胜利。这段经历对他日后的权威地位至关重要——他对战争的鼓吹有亲身参与作为支撑；在米兰的示威活动中，他与阿尔迪蒂和退伍军人站在一起，是一位曾亲自参战的平民。

米兰1919年4月的冲突

1919年4月15日，数千名工人聚集在米兰竞技场参加社会主义集会。当天下午早些时候，数千名示威者脱离队伍，向市中心进发。在米兰大教堂广场，马里内蒂站在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骑马雕像旁，向一群由平民、军官、学生、阿尔迪蒂和法西斯分子组成的人群发表讲话。他从雕像上下来后，敦促旁观者加入反示威队伍，并拒绝继续做中立的旁观者。

两支队伍在意大利宪兵队设置的警戒线两侧相遇。社会主义游行队伍前方，妇女举着弗拉基米尔·列宁的画像和一面红旗；与之对峙的队伍人数较少，其中包括一些习惯于战时暴力的人。警戒线一打开，社会主义一方就投掷石块并挥舞棍棒；军官、阿尔迪蒂和未来主义者则先朝空中开枪，随后向游行者射击。冲突很快冲散了社会主义队伍。马里内蒂本人也卷入与一名工人的扭打，最后落在一处门房窗口里。两名阿尔迪蒂抓住那名工人时，马里内蒂出面阻止他们杀害他。他的行为使人难以简单地将他视为煽动者——他帮助号召反示威者加入冲突，但在这一刻也制止了针对对手的暴力升级。

三天后，马里内蒂与费鲁乔·韦基签署了一份在米兰各处张贴的宣言。宣言称这场反示威是自发的，否认有意挑衅，并将介入行动辩称为对所谓先前挑衅的回应。宣言对流血事件表示惋惜，同时指责《前进报》助长内战。由此，宣言把暴力重新描述为防御行为，并将责任归咎于社会主义报刊；然而，4月15日的事发记述已显示，马里内蒂主动号召中立的路人加入对立队伍。

选举政治与未来主义者的分裂

法西斯分子以自己的候选名单参加米兰选举时，候选人名单只花了几分钟便确定下来。十九名候选人中有十八名曾在前线服役；名单包括马里内蒂、劳工领袖兰齐洛，以及指挥家阿图罗·托斯卡尼尼。马里内蒂说服托斯卡尼尼接受提名，托斯卡尼尼还为名单捐赠了三万里拉。其纲领保留了与圣塞波尔克纲领相关的主张，包括废除参议院、税制改革、没收教会财产、援助退伍军人和残疾人士，以及建立武装化的国家。竞选标志是一枚法国制造、配发给阿尔迪蒂的手榴弹，鲜明地将选票政治与这场运动的战斗者身份结合起来。

选举结果是惨败。在米兰选区，法西斯候选名单在约二十七万张选票中只获得四千六百五十七票；墨索里尼获得两千四百二十七张优先票，没有候选人当选。书中记载，墨索里尼私下向妻子承认败选的严重程度，公开场合却对糟糕的结果一笑置之。一支社会主义者组成的模拟葬礼队伍经过墨索里尼的住所，象征性地把空棺材分配给马里内蒂、加布里埃莱·邓南遮和墨索里尼。马里内蒂列名候选名单，因而与一场在当时选举影响力微弱、并遭公众嘲讽的政治尝试紧密相连。

在之后的一次法西斯大会上，马里内蒂反对这场运动转向右翼。他抨击君主制是过时的负担，再次批评梵蒂冈，并主张那些从卡尔斯特高原归来的退伍军人不应走向反动。争端不只是私人纠纷——大会正在重塑组织的政治方向，而马里内蒂的未来主义反君主主义仍然拒绝与既有制度妥协。次日上午，原中央委员会十九名成员中仅有十人再次当选。第二天，马里内蒂和卡尔利辞职；九名新成员全部来自各省，并被描述为右翼人士。

公共形象与叙事意义

书中还描写了马里内蒂离开纪念性广场后，在一家工人阶级餐馆里向刚结束轮班的卡车司机和印刷工人讲话。他站在椅子上，谴责女性奢华的穿着，声称频繁更换服装会使身体沦为供男性消费者观赏的陈列，并将这种时尚归咎于男性的愚蠢。这一场景延续了他惯常的做派——他以同样尖锐、绝对的语气谈论社会问题，也撰写未来主义宣言、参加政治集会。它也揭示了他所谓反抗传统的局限，因为他对消费性展示的批评，建立在对女性吸引力和社会角色的狭隘理解之上。

马里内蒂在叙事中的作用，体现于审美反叛与政治组织之间的摩擦。他为法西斯街头政治提供了有关速度、战争与断裂的未来主义词汇，并且亲自参与4月15日的暴力，而非置身事外的知识分子。然而，当这场运动寻求选举地位并转向保守派盟友时，他抵制其与君主制和宗教的妥协。他的辞职标志着这一新政治力量得以继续发展，即使它失去了最引人注目的文化创始人之一——这场运动吸收了他所助力提供的政治景观与战斗者语言，却将他的反反动纲领抛在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