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日谈故事团避疫离开佛罗伦萨

1348年，十日谈故事团避疫离开佛罗伦萨，将逃离疫病肆虐、社会关系崩解之城，变成有意安排的避难生活与讲故事生活的开端。七位女子和三位年轻男子出发，并非只是为了躲避危险——他们的旅程创造了条件，使这群人得以聚在一起讲故事，为众人带来消遣，尤其慰藉那些行动自由与排解私忧的途径都受到限制的女子。

瘟疫与日常生活的崩溃

这次离城发生在1348年致命疫病侵袭佛罗伦萨之后。叙述者依据故事中已有的解释说明疫病的起因——它可能由天体的影响引发，也可能是上帝为惩罚人类的罪行而降下的。无论是城中的防疫措施，还是反复举行的宗教游行与祈祷，都未能阻止疫病蔓延。春季，患者腹股沟或腋下出现肿块，有的像苹果般大，有的则如鸡蛋；后来，黑色或青紫色的斑痕遍布全身。这些症状被描述为死亡的征兆，康复者寥寥无几。许多人在症状出现后三天内便死去，往往没有发烧或其他并发症。

叙述特别强调，疾病似乎极易从患者传给健康的人。人们担心，接触患者，甚至接触患者碰过的衣物及其他物品，都可能染上疫病。叙述者提到一个格外触目惊心的例子——他亲眼看见两头猪用鼻子拱弄并啃咬一名瘟疫患者丢弃的破布；不久，两头猪便倒在布上死去。面对这种显而易见的危险，医嘱和药物似乎都无济于事；叙述将此归因于感染本身的性质，或从业者的无知，其中也包括从未受过医学教育的人。

人们的应对方式截然不同。有些人躲进没有患者的屋子，节制饮食，并借音乐和其他娱乐避开感染与令人忧心的消息。另一些人则不停宴饮狂欢，把被遗弃的房屋和财物视同共有之物，同时仍设法避开病人。许多人选择逃离，认为离开城市是最好的保护办法；不过，叙述者指出，各种人群和各处地方都有人患病而死。恐惧也摧毁了照料他人的情谊——邻居彼此回避，亲属很少探望，甚至有父母拒绝照料患病的子女。病人只剩下少数出于善心前来帮忙的朋友，或资质不足的仆人；有些仆人在照料病人时也死去了。叙述者估计，三月至七月间，佛罗伦萨城墙之内有十万多人丧命。

故事团的形成

在这样的背景下，七位年轻女子于一个星期二早晨偶然在七位女子相遇的圣玛丽亚·诺维拉教堂会面。她们身穿丧服，听完了弥撒。叙述者称她们年约十八至二十八岁，因友谊、邻里关系或亲属关系而相识，且都出身贵族。他为了保护她们，免遭日后因所讲或所听的故事而受到的尴尬或恶意闲言碎语，没有透露她们的真实姓名，而是分别称她们为讲述塔拉诺与阿拉贡佩德罗故事的潘皮内娅、讲述卡兰德里诺与查理国王故事的菲亚梅塔、第二日女王菲洛梅娜、讲述鼠尾草致死故事的埃米莉亚、第八日交冠并讲述乔科故事的劳蕾塔、讲述福尔塔里戈与鲁杰里故事的尼菲莱，以及第五日讲述彼得罗故事并主持第六日的埃莉萨。女子们坐在一起，谈论周遭的处境。

讲述塔拉诺与阿拉贡佩德罗故事的潘皮内娅认为，继续留在几乎空无一人的城里，是一种本可避免的危险。她提议女子们带上侍从，退居乡间住所；在那里，她们可以在合理的限度内生活，同时享受清新的空气、开阔的景色、鸟鸣和生活必需品。她也回应了离去意味着抛弃他人的指责——她说，她们的亲属不是已经死去，就是已经逃走，留下她们独自面对一切。在她看来，女子离城并不比其他女子留在危险四伏的处境中更有失体面。

第二日女王菲洛梅娜赞同这个计划，但提醒众人不应在没有引导的情况下动身。她的反对意见基于当时对女子的看法——人们认为女子反复无常，若没有男子便不能自我管理；她担心女子们的团体会很快瓦解，或使她们蒙受耻辱。第五日讲述彼得罗故事并主持第六日的埃莉萨也说，女子的行动通常需要男子引导；但她指出，女子们尚在世的男性亲属已经逃走，而邀请陌生人同行则可能招来丑闻。她们的争论表明，这次离城既是逃避疾病，也是一场实际而关乎社会关系的协商。

年轻男子与旅程

三位年轻男子在场，正看着女子们。讲述塔拉诺与阿拉贡佩德罗故事的潘皮内娅认为，他们的出现是个好机会——他们可以充当向导和随行照料者。讲述福尔塔里戈与鲁杰里故事的尼菲莱提出一项特别顾虑。她说，其中一位男子爱慕她，而这几位男子中有人倾心于团体里的女子；因此，他们同行可能使女子和男子都招来闲言碎语。第二日女王菲洛梅娜回答，端正的行为比恶意议论更重要，真相会为她们辩护。女子们同意邀请男子同行，条件是他们以纯洁、手足般的情谊陪伴众人。年轻男子起初以为这只是玩笑，但见她们态度认真，便接受提议，立即准备出发。

星期三天将破晓时，女子们与侍从、三位年轻男子及其仆人一同启程。所需物资已备妥并先行送往目的地。他们从佛罗伦萨出发，走了两英里多一点，便抵达一处预先选好的地方——一座远离大道的低矮山丘，四周绿荫遍布，长满灌木与花草。山顶上有一座宫殿，设有庭院、廊道、房间、花园、草坪、冷水井，以及储有佳酿的地窖。床铺已经铺好，房间也已打扫干净，屋内还散放着采来的鲜花。这处预备妥当的居所与他们离开的城市形成鲜明对照——它安全而物资充足，使众人能够聚在一起，不必立即承受瘟疫带来的压力。

避难之所成为讲故事的团体

当消遣不再只是无所事事的间歇，而成为共同的活动时，故事团的退隐便有了长久的意义。第一天下午，天气炎热，不宜四处闲逛，女王便提议众人讲故事，而不要下棋或玩棋盘游戏。她认为，游戏会让一名参与者烦恼，却不能给旁观者带来多少乐趣；故事则能让所有听众都得到娱乐。众人赞同，第一天的故事主题也不作限定，由每个人自行选择。随后，女王请讲述安德雷沃拉与加布里奥托故事的潘菲洛开始讲述。

讲故事的安排逐渐成为有节制的日常作息——户外活动、用餐、跳舞及其他消遣、休息，然后再回到故事中。后来的一位女王保留了讲述塔拉诺与阿拉贡佩德罗故事的潘皮内娅确立的模式，并设定每日主题，让每位成员都能预先准备故事。选定的主题关乎那些历经命运变迁的冲击，最终获得超出预期的欢喜结局的人。因此，故事团的逃离并没有解决佛罗伦萨的灾难；它只是在别处建立了一种暂时的社会秩序，让专注的倾听和讲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回应迫使众人逃离的孤独与苦痛。框架叙事也特别强调女子寻求慰藉的需要——书中的叙述者称，陷入爱情的女子受家庭责任与居家生活的束缚，能使她们摆脱忧郁的消遣比男子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