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彭·甘地

布彭·甘地是一位诗人与记者。当公共暴力被归咎于他人时，他沉着的态度便转为强有力的道德论辩。通过与萨拉丁·查姆查的交谈，以及同孟买其他知识分子的争论，他坚持正视自身社会中的共谋——无论是宗派暴力、社会偏见，还是宗教信仰在政治上的运用。他的作用不是为这些争论定论，而是让相互竞争的主张都能被听见。

身份与登场

布彭最初作为齐妮·瓦基尔的朋友出现，与他同行的还有电影导演乔治·米兰达。他过早地头发灰白，长着一张天真如婴儿般的脸，却配着狡黠的咯咯笑声。他给人的第一印象中，安静是重要一环——一群人穿行于孟买的后街时，他用温和的低声讲述故事，即使故事令众人不安也如此。他轻柔的讲述方式与所描述事情的严酷性形成对照，这一特点逐渐成为他的标志。他无需提高嗓门，就能把暴力带进谈话；而当他真的提高声音时，变化便格外明显。

布彭既是诗人，也是记者，在观察、政治分析和文学争论之间穿梭。小说对他的描写，与其说把他塑造成拥有私人情节的人物，不如说将他呈现为一场争论的参与者——一个社会能够承受看见什么，而作家有权说些什么。他的观点在交谈中经受检验，而非以定论的形式宣讲——乔治质疑他对暴力的解读，斯瓦蒂莱卡反驳他的诗作，而当争执可能使他们的朋友圈分裂时，齐妮则出面调停。

与萨拉丁·查姆查的交往

与萨拉丁同行时，布彭讲述了一场铁路灾难——一列火车从桥上坠落。他说，幸存者抵达岸边后，却遭村民逼回水中，村民还洗劫了他们的尸体。齐妮气愤地叫他住口，担心这个故事会印证萨拉丁对印度野蛮落后的预期。这场交锋将布彭愿意讲述暴行的态度，与齐妮担忧这种证词会被如何利用的心情并置。在他看来，不能仅仅因为听者可能据此评判整个民族，就让事实无法言说。

这种张力在一家拥挤的达巴小馆里愈发明显，乔治与布彭在那里就博帕尔灾难展开争论。乔治强调外国干预的力量以及联合碳化物公司的罪责；布彭则坚持认为，归咎于外人可能成为印度人开脱自身责任的手段。他转而谈起阿萨姆邦的大屠杀，回忆被杀害儿童的影像，并以这些人的死检验国家自称文明的说法。他的论点指向集体责任——如果社会拒绝面对使这类暴力得以发生的条件与失职之处，责任就不能仅限于施暴者。

布彭连续二十九分钟讲述这番见证，中间没有停顿。他边说边喝朗姆酒，声音越来越大，身体也摇摇晃晃；然而屋里仍然安静下来，没有人试图让他闭嘴。他说到日常暴力与腐败时，思绪中途停住，沉重地坐下，凝视着杯子。他的讲话并未以明确的结论收场。相反，其他人起身争辩，认为必须从经济和政治原因理解阿萨姆邦的情况；另一个人则质疑，在解释暴力时，是否能将饥饿和物质条件置之不理。争论令萨拉丁感到身心压迫，他的心跳开始不规律。乔治带他出去，齐妮则以坚硬而得意的神情注视他，仿佛这番争辩已经穿透了他的疏离。

偏见、诗歌与信仰

后来，萨拉丁飞往印度途中读到一则关于新娘自杀的报道，也留意到婚姻广告把肤色当作卖点。他想起布彭曾愤懑地谈论偏见，指出有些人一面抱怨自己受压迫，一面又复制与压迫者相关的态度和做法。布彭并非认为印度人没有遭受压迫；他的意思是，受压迫并不意味着任何人都能轻易宣称自己无辜。因此，他对受害者身份的质疑延续了先前关于阿萨姆邦的论点——道德责任不能全盘转嫁给外部势力或另一个群体。

回到孟买后，布彭的诗作成了另一场争论的主题。他出版了一本描写西高止山脉一座庙宇城镇加加里的诗集。印度教右翼评论者抨击这些诗，一位知名的南印度教授则宣称，布彭已失去作为印度诗人的资格。斯瓦蒂莱卡是乔治·米兰达的女友，她从另一个角度批评布彭——她认为，在政治立场必须表达得清清楚楚之际，布彭却陷入了宗教上的模棱两可。

布彭通过诗中的意象为作品辩护——从山中采出的石神，以及被想象成在神像之间吃草的成群传说。他否认这类写作只是在含糊其辞。更广泛地说，他认为作家不能预先把民众的信仰斥为妄想，否则便是在把精英世界观强加于普通人。斯瓦蒂莱卡反驳说，神权政治和政治利益正在操纵宗教信仰，并将冲突描述为两种选择之间的对立——一边是世俗主义与理性主义，另一边是宗教蒙昧。他们的交锋表明，诗歌本身也是一种受到争议的公共行为——隐喻可以开启多重意义，但在两极分化的环境中，也可能被当作对作者不利的证据。

争吵几乎导致决裂。布彭愤然起身要走，齐妮却提醒众人，他们经不起内部分裂。他重新坐下；斯瓦蒂莱卡道歉，说自己原本欣赏那些诗，并解释她的抨击是为了争论，而非否定作品。布彭假意挥拳，危机就此过去。这一幕并未消除他们之间的分歧，而是表明，朋友间的私人情谊能够容纳艺术与信仰的公共责任之争，却未必能解决它。

政治行动与叙事作用

这群人聚在一起，计划在孟买组织一条人链，从印度门延伸至城市北郊，以支持国家团结。乔治警告说，示威可能遭遇警方阻挠和暴徒袭击，尤其是在经过湿婆军的势力范围时。齐妮认为，日益加剧的宗派暴力使公开的反制力量成为必要；密拉特事件被提及为一连串杀人事件中最新的一起。布彭是这个组织圈子的一员，他们商议每个人能带来多少人，以及活动需要准备多少食物、饮品和急救物资。他的参与让其坚持正视责任、而非将责任推给别人的主张落到了实际行动中。

布彭与萨拉丁的交谈，也改变了萨拉丁对自己在周围人群中所处位置的理解。萨拉丁来到筹备会议时，对自己竟参与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的行动感到困惑；政治讨论又勾起他早年的生活记忆，并由此带来吉布里尔·法里什塔行为古怪的消息。布彭并不能左右萨拉丁的反应，但与他的交往使重新参与政治成为萨拉丁生活转变的一部分。在这些情节中，布彭扮演着对话者的角色，他的论点抗拒简单的道德归类——他谴责社会偏见，却不因此宣称承受偏见的人群无辜；他维护宗教信仰的复杂性，也不否认信仰遭到政治利用。他这一人物反复显现的力量，正在于拒绝让批判沦为开脱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