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金奇
撒旦诗篇斯蒂芬·金奇是布里克霍尔警察机构的一名警司兼社区联络官,在官方解释受到激烈质疑的时刻,他成为警察权威面向公众的代表。他把乌胡鲁·辛巴之死描述为极不可能发生的意外,后来又对“开膛手奶奶”谋杀案提出模仿作案者理论,并将两起火灾联系起来,同时提出数种可能动机。在这些事件中,他的言论面对的是一个早已警惕不平等待遇的社区;叙述也揭示了官方说法与其能够证实的事实之间存在距离。
在布里克霍尔的职务
金奇的职责兼具制度性与面向公众的特点——在信任已经恶化的社区里,他代表警方发言。辛巴在候审期间羁押身亡时,金奇将其描述为一次几乎不可思议地罕见的偶发事件。这种表述在公众对事件经过的争论尚未解决之前,便先把事件描绘成了一场意外。接下来的叙述将金奇的言论置于高街警察局外愤怒的人群面前;在那里,他的话成为众人质疑的焦点,而非安抚人心的保证。
叙述还显示,金奇在自己所代表的机构内部并非全然稳固。他的同僚用贬损性的绰号称呼他,叙述也将他描写为可能遭到隐瞒消息、被迫承受公众指责的人。这一细节使他的权威变得复杂——他代表警方发言,却也在警方的等级体系中受到轻视。这并未抹去其职务所附带的权力,也没有判定他的解释是否准确;相反,它呈现出他所处的位置,介于对机构的忠诚与易受同僚鄙夷之间。
关于乌胡鲁·辛巴之死的争议
辛巴的母亲安托瓦内特·罗伯茨以金奇对其死亡的描述为起点,提出更广泛的指控。她认为,以概率来解释这件事,等于把社区能否生存当成一场赌博;她也质疑其中暗含的意思,即一名黑人男子在羁押期间死亡,可以被当作特殊意外而一笔带过。她的回应表明,金奇选择何种解释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问题不仅在于辛巴遭遇了什么,也在于谁的说法被预先视为可信。
辛巴的律师哈尼夫·约翰逊进一步提出了具体的疑点。他指出,据称辛巴是从下铺跌落,而牢房里的另一张铺位无人使用,因此没有独立证人能够证明他如何死亡。他也反驳了仅凭一场噩梦便足以解释警员听见的尖叫声这一假设。这些论点不能证明另一种说法,却揭示了官方版本留下的未解之处。因此,金奇与一个结论联系在一起,而最接近此案的人认为这一结论缺乏充分依据;与此同时,他们的反对意见在一场悲痛与愤怒交织的公众集会上更具力量。
摄影机、秩序与公开解释
布里克霍尔骚乱期间,电视报道将金奇呈现为公众熟悉的公民权威人物——一位面对棘手工作的顾家男人。摄影机的取景赋予这名警司亲切感,但他周围的场景却使这幅令人安心的肖像变得复杂。警察盾牌将记者与骚乱现场隔开;画面展现出冲突造成的后果,而金奇关于安全与公共秩序的说法并未涵盖这些后果。在这一场景中,摄影机并非中立的见证者——它处于警戒线之后,因而所能看见的范围受到限制,正如金奇的官方职务限定了他描述事件的方式。
金奇在电视讲话中承认,一些年轻人或许心怀不满,但他主张他们应当认识到,在英国生活相对安全,并将英国的生活与非洲、亚洲和加勒比地区的状况作对比。他将英国描绘成一个和平而勤奋的国家,并呼吁加强对警察的保护。这一描述与受伤者及紧急救援的画面形成对照,使这番讲话呈现出令人不安的双重意味。金奇的措辞把骚乱视为秩序与视角的问题;周围的场景则持续展现着这种视角可能推向边缘的不满与伤害。
“开膛手奶奶”理论
又发生两起谋杀案,凶手留下了此前隐匿的标记。此后,金奇在电视上提出一种理论,认为有模仿作案者不知通过什么途径得知了警方未向公众公开的细节。他暗示,新凶手接替了辛巴留下的空缺角色;辛巴在羁押期间死亡之前,早已在公众舆论中遭到指控并被定罪。这一连串事件令该理论格外引人争议——一个死因至今有争议的人,被纳入了对后续罪案的解释。金奇的说法并未解决先前的争议,反而将其后果延伸到了另一宗调查之中。
警务处处长以应对这些谋杀案为由,将布里克霍尔的警力增至四倍,并预留足够警员,以致首都的足球赛事安排被取消。叙述没有说这些措施是金奇下令采取的,但他公开提出的理论构成了这些措施发生时的背景之一。哈尼夫·约翰逊称增派警力具有挑衅性;与此同时,年轻的黑人和亚裔居民聚集起来,与巡逻车对峙。因此,金奇的解释处于一个不断扩大的循环之中——谋杀案引发理论,这一理论伴随着警务强化,而警力增加又成为新的冲突来源。
火灾与确定性的限度
后来,金奇发表声明,将布里克霍尔社区关系委员会的火灾与沙恩达尔咖啡馆的火灾联系起来。他指出,死者中的女子曾为该委员会工作,死者中的男子则曾半长期居住在咖啡馆。他根据这些情况提出若干可能性,而没有断言某个确定的动机——男子可能是主要纵火者,女子则是同谋;不能排除政治动机;也可能两起火灾各有不同目的,包括保险欺诈或内部纠纷。他还称,有人把汽油泼在办公室的陈设上,而要辨认严重烧毁的遗体,则需要借助牙科记录。
这些解释展现出,金奇所做的不只是宣布结论——他将不确定性纳入官方说法之中。然而,他列出的种种可能性不但未必能澄清案情,也容易引发猜疑,尤其是当他把所谓政治动机与一些目标难以辨明的团体联系起来时。因此,他在叙述中反复扮演的角色,并非凭借说法揭开谜团的侦探,而是对原因仍有争议的事件作官方解读的人;他的言论揭示了公共权威如何在证据不完整、社区彼此猜疑、冲突不断升级之际,试图为事件建立连贯的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