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布兰特
我听说你粉刷房子查尔斯·布兰特在《我听说你会粉刷房子》中发挥的决定性作用,不只是记录弗兰克·希兰的说法,还包括多年采访、引出这些说法,并记录希兰坚持这些说法的具体情形。布兰特曾任凶杀案及死刑案件检察官,他将讯问经验带入一段围绕一名证人意愿变化而展开的经历。因此,书中证据既包括希兰的说法,也包括那些反复进行的谈话、犹豫和确认,正是通过这些过程,这些说法才成为一份记录。
身份与背景
布兰特称自己曾任凶杀案及死刑案件检察官、讲授交叉询问的讲师、讯问研究者,并撰写过有关美国最高法院针对供述的排除规则的文章。这些资历影响了他对待希兰的方式,但书中并未将采访描绘成一条机械地通往确定结论的道路。书中记录了一个有时会后悔自己披露内容的受访者,也记录了一位既明白必须让他继续谈下去、又懂得维护其权利的采访者。
第一次采访于1991年在希兰的公寓进行。当时不久前,布兰特和一位搭档曾帮助希兰以医疗原因提前获释出狱。采访突然中止——希兰重新考虑了提问的审讯性质,觉得自己承认的内容超出了所能接受的程度,于是结束了采访。布兰特没有关上沟通之门,告诉他若改变主意,随时可以回来。这次中断后来成为两人重新联系的重要开端,而非联系的终点。
采访及其不断变化的条件
1999年,希兰的女儿们安排年迈且身体残疾的父亲与费城圣多萝西教堂的赫尔杜福尔蒙席会面。蒙席为他赦罪,希兰认为这意味着自己可以葬入天主教墓园。希兰后来告诉布兰特,他相信死后仍有某种存在,不想失去获得它的机会。会面之后,他联系布兰特,同意在律师事务所与对方会面,恢复提问。
此后,采访持续了四年。布兰特说,他与希兰相处了无数个小时,既通过电话交谈,也当面采访,而提问所依据的是大量累积的材料。他还会见了被称为黑帮人物的人士,前往底特律寻找与詹姆斯·R·霍法失踪案有关的地点,并前往巴尔的摩,调查希兰所述的送货事宜。这项工作延伸到采访室之外,涉及希兰的家庭和友人,使布兰特得以亲近这位证人,而他的证词正是全书的核心。
两人的联系变得极为频繁。希兰几乎每天都会在一天之内多次给布兰特打电话,谈论几乎任何事情。他称自己谈及的许多人是“好人”,并常以“一切都妥妥当当”结束谈话。布兰特注意到,希兰一旦对某项承认产生疑虑,打电话的次数和紧张情绪就会增加;他偶尔还会试图收回自己说过的话。然而,过一段时间,他的紧张会平息;他会逐渐感到自在,甚至为曾向别人说出那些内容而高兴。因此,这些通话不仅记录了信息的流动,也记录了说法的反复以及随之而来的情绪变化。
布兰特说,在整个过程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努力维护希兰的权利,以免这些陈述成为法庭上依法可采的供述。这一区别关系到整个项目的形式——这些采访是为一本书而进行的,并非模拟法庭证词。手稿逐渐成形后,希兰逐章阅读并认可,随后又重新通读并认可完整手稿。他的认可成为这段经历有据可查的一部分,但这并不能抹去一个事实——这些证词是在长期采访过程中经由提问引出、记录并塑造的。
底特律说法及其公开披露
到2002年2月,布兰特和希兰正准备前往底特律,寻找与霍法失踪案有关的房屋。布兰特回忆说,随着行程临近,希兰变得格外紧张。开车途中,希兰讲述了自己的噩梦,其中战争经历与他参与有组织犯罪时认识的人物及经历交织在一起。他说,自己清醒时开始看见他称为“化学人”的幻象,并认为这是化学失衡所致。有一次,他问道:“后座上有两个化学人。我知道他们不是真的,可他们在车里干什么?”
这趟旅程令布兰特颇为难熬——希兰不谈自己看见的人时,就会批评布兰特的驾驶。他们花了两天才抵达底特律。第一晚,希兰坚持要让两间汽车旅馆客房之间的门保持敞开,因为自从坐过牢后,他就不愿独自待在关着门的房间里。第二天在车里睡了一觉后,他看起来好些了。布兰特说,他们找到房子时,他没有试图进入。他想避免别人声称希兰的说法受到了屋内景象的影响;他认为,这个地点可以检验自己对采访内容的信心,同时不让供述受到这种质疑。
前往底特律之前,布兰特已经安排与福克斯新闻记者埃里克·肖恩和制片人肯德尔·哈根会面,打算帮助希兰适应与一位值得信任的记者交谈。希兰此前已告诉布兰特,自己是霍法案的枪手。会面前两晚,他交给布兰特一封打字信件,据称是霍法于1974年签署的;布兰特指出,信中一些内容与希兰此前的披露相符,另一些内容则可能支持一种他认为纯属幻想的事件版本,并表示会核实信件真伪。会面时,希兰提供了前往那所房子的路线,并提到一座人行桥。随后,他公开告诉肖恩,自己曾朝霍法后脑开了两枪。福克斯新闻开展了初步独立调查,并报道称,调查证实希兰关于霍法最后一程的说法具有历史价值。
最后的确认与记录的局限
希兰晚年健康恶化,反复住院,后来卧床不起。与律师埃米特·菲茨帕特里克交谈后,他决定出镜录像,为书中的内容背书,包括书中关于1975年7月30日霍法遭遇的叙述。布兰特告诉他,只要为书中的说法作证即可。希兰同意了,但镜头打开时他仍有些犹豫,并要求拿一面镜子看看自己的样子。
在最后一段录音中,布兰特问希兰,关于霍法的内容是否是希兰告诉他的,以及希兰是否愿意为这些内容背书。希兰回答:“没错”,又说:“我为写下来的内容背书。”当被要求更详细地谈论霍法时,他不愿多说,并表示让书本身说明一切。录制过程并不完美——摄像机电池耗尽,布兰特有时会停下录像,改用录音机录音。即便如此,保存下来的录音和录像仍包含希兰对手稿的直接确认。
希兰告诉布兰特,自己已经忏悔,并接受了一位来访神父的圣餐。2003年12月14日,他去世了。布兰特将这最后的确认与希兰为宗教仪式所做的准备并置呈现——多年间,希兰时而披露、时而退缩,又再度打来电话;最终,他面对镜头,为自己的说法背书,而当时已不再使用采访过程中大多时候所遵循的法律保护措辞。因此,布兰特既是这番说法的记录者,也是其形成过程中清晰可见的参与者。这本书将这份供述呈现为重要证据,同时通过细致记录提问、撤回说法、佐证工作和最后的认可,让读者得以了解这份证据如何形成,以及记录仍有哪些局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