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切斯特·德·安布里斯

阿尔切斯特·德·安布里斯曾是社会主义者、干预主义者和直接行动工团主义者。在本书叙述中，他最重要的角色是担任加布里埃莱·邓南遮阜姆计划的宪法设计者。他于1920年3月提交给邓南遮的草案，构想了一种激进民主制度——工人权利和个人自由不仅能保障物质福利，也能促成美好而有尊严的生活。它的理想与阜姆岌岌可危的处境以及围绕司令官的军事仪式形成鲜明对照；草案对财产的处理也引发了与现代资本主义的现实冲突。

政治经历

德·安布里斯出生于佩夏，父亲早逝；他还是个孩子时便开始做印刷工。他成为激进社会主义者和军国主义的反对者，后来因认为社会党领导人沉溺于学术争论而离开该党。他与切萨雷·罗西共同创立了革命组织“德·安布里斯创立的意大利工会”，该组织致力于直接行动。此后，他的政治道路与罗西和贝尼托·墨索里尼一样，转向干预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以普通士兵身份服役，并从前线撰写报道，将战斗和新闻工作的经验带入政治活动。

本书将德·安布里斯列入这样一群前社会主义者之中——战后政治分裂使“红色”群众视他们为叛徒。这一背景使他后来的宪法工作带有特殊的张力——他仍然致力于维护工人的社会权利，却在社会主义运动之外、与邓南遮合作推进政治计划。他的工团主义并非退出现代群众政治，而是试图为其建立一种新的制度形式。

阜姆与宪章

1920年初，邓南遮召德·安布里斯前往阜姆，担任内阁首脑。3月18日，德·安布里斯向司令官提交了一份宪章草案。本书将其称为一份受激进社会主义学说和自由意志主义原则塑造的革命性文本，并将其构想中的国家描述为建立在工人权利和个人权利之上的民主制度。德·安布里斯提供了宪法框架；邓南遮接过文本并加以修改。两人因此成为合作者，但各自承担的角色并不相同。

草案成形之际，阜姆仍处于封锁之下，并等待并入意大利。该城已连续数月物资受限——食品实行配给，燃料短缺使城中寒冷而昏暗，禁运引发的救济行动则将贫困儿童送往意大利家庭。面对这种物质匮乏，《卡尔纳罗宪章》提出了异常广阔的公民权和公共责任观。因此，它所承诺的民主并非建立于一座已经稳固运作的共和国，而是置于一座努力维持日常生活的城市之中。

社会与文化民主

卡尔纳罗共和国拟承认全体公民的集体主权，不因性别、种族、语言、阶级或宗教而有所区别。《卡尔纳罗宪章》保障新闻、言论、思想和宗教自由，也保障性自由。宪章还要求国家提供初等教育、体育教育、最低工资，并在疾病、残疾、失业和年老时给予社会救助。这些条款将政治成员资格与保障体面生活的保护措施紧密相连。

德·安布里斯的设计也将文化和共同表达视为公民组织的一部分。工人协会应有自己的标志、徽章、音乐、歌曲、祈祷文、典礼和仪式，同时参与共同的节庆、纪念活动，以及陆上和海上的体育活动。劳动本身不应只是谋生手段或艰苦劳作——即便卑微的劳动也应追求美，并帮助美化世界。因此，《卡尔纳罗宪章》将社会保障与审美理想结合起来，把集体生活设想为公民主动创造并共同庆祝的事物。

财产、限度与遗产

《卡尔纳罗宪章》对财产的处理揭示了这一理想的限度。德·安布里斯提议将私有权与社会效用联系起来——财产不应被个人作为绝对所有物独占，土地所有者也不得让土地荒置，或以排斥所有其他人的方式处置土地。这一原则将宪章对集体福利的关注，从劳动和社会救助延伸到土地的使用。邓南遮的前财政部长马费奥·潘塔莱奥尼认为，这项条款使该文件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和商业活动无法相容。因此，这一社会理想与当时的经济秩序之间存在结构性冲突，而非轻易可调和的分歧。

据记述，邓南遮将《卡尔纳罗宪章》留在身边，以高雅而神谕般的风格重写，同时没有改变其实质内容。这一过程将德·安布里斯的制度方案置于一个同样受到司令官个人权威、军事惯例和精心安排的公共仪式塑造的政治世界之中。本书没有将草案描述为已经付诸实施的制度安排，而是叙述它如何在阜姆遭受封锁、前途未卜之际起草和修订。德·安布里斯的重要性在于，他使一种替代性构想变得具体可见——在这个共和国的宪政蓝图中，权利、社会保障、集体劳动和文化表达属于同一个整体；与此同时，其中关于财产的条款也暴露出，要使这一蓝图与既有经济生活相协调何其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