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拉斯

《1919》

达拉斯是安妮·伊丽莎白·特伦特一家生活的中心。这座城市里的宏伟宅邸、城外的牧场,以及一次次归返,为她的故事提供了稳定的参照点。叙述并未全面描绘城市生活,而是着眼于特伦特一家的家庭世界——他们居住的街道、家族的地位、不断变化的乡间景色,以及带安妮·伊丽莎白回到父亲和兄弟身边的旅程。

特伦特一家的达拉斯

特伦特一家住在普莱森特大道,叙述称那是达拉斯最好的街道。故事将这份地方自豪感扩展成一连串断言——达拉斯是得克萨斯州最大、发展最快的城镇,得克萨斯州是合众国最大的州,而美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这些说法展现了这个家庭自信而爱国的视野;与此同时,对当地土壤和居民的描写也表明,这种自信同一种鲜明的种族化地方观念密不可分。因此,达拉斯既是一个具体的家园,也是这个家庭广阔自我认知的中心。

家庭成员的称呼和关系赋予这一环境亲密的尺度。父亲和兄弟都叫安妮·伊丽莎白“女儿”;她的名字是为了纪念母亲,而母亲在她很小的时候便去世了。她的父亲威廉·德莱尼·特伦特是一位知名律师。她的兄弟是威廉·德莱尼·特伦特,昵称巴迪,以及斯宾塞·安德森·特伦特,昵称巴斯特。家人对安妮·伊丽莎白的亲昵称呼与正式姓名、父亲的社会声望并置,将私人亲情与这个富裕家庭的社会身份联系起来。

城市与牧场的变迁

这个家庭的生活并不局限于达拉斯的宅邸,也延伸至祖父拓荒时购置的牧场。在孩子们年幼时,牧场还没有围栏,几头脱群的公牛仍在溪流两岸的低地游荡。安妮·伊丽莎白上高中时,牧场已经围起围栏,一条碎石路也正从达拉斯向外修建。这种对比通过具体变化呈现出来——开阔的土地被围了起来,修建得更完善的道路则让家族的乡村产业与城镇联系得更加紧密。

家中的交通工具进一步标示出景观的变化。安妮·伊丽莎白的父亲曾骑着穆拉——一匹阿拉伯种马——在牧场各处奔走。这匹马是韦科牲畜博览会上一名牲畜商送给他的,因为那人付不起律师费。到了叙述所写的时期,她的父亲出门都乘福特汽车。安妮·伊丽莎白有一匹奶油色的小马,名叫咖啡;想吃糖时,它就会点头、刨地。她认识的一些女孩已经有了汽车,而她和兄弟们则催父亲买一辆真正的汽车,不要再开那辆老爷车。马匹、福特汽车和孩子们对更新款汽车的要求,让牧场与城镇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清晰可见,同时也保留了家人日常的喜爱与抱怨。

一个可以归返的家

达拉斯也充当着安妮·伊丽莎白离家之后归返的目的地,使她的离别有了情感上的参照。有一个冬日早晨,在先前分别两天后,她走进家门,发现父亲和兄弟们正在吃早餐。父亲试图责备她,但她看得出他很高兴,她自己也一样;她当下只觉得,回家真好。这一幕对家的界定,不是通过描写城市街道,而是通过早餐桌旁家人之间的熟悉感。

之后的一次归返始于父亲发来的电报。第一封说他马上动身,并嘱咐家人在他到达前不要发表任何声明;第二封则说他病得很重,要安妮·伊丽莎白回家,并表示艾达应该聘请能找到的最好律师。安妮·伊丽莎白忧心忡忡,搭上了南下的第一班火车。她在圣路易斯收到最新消息,得知父亲情况尚可,患有双侧肺炎。巴斯特到车站接她,拿过她的行李,并告诉她,她差点害死父亲。这段经历把前往达拉斯的旅程写成从恐惧走向谨慎安心的重逢——电报、火车和兄弟的迎接,都将她带回家中。

又一次归返时,安妮·伊丽莎白开车穿过秋日景色前往达拉斯,沿途是干枯的玉米秆和红黄相间的山峦。她深夜抵达,发现父亲穿着睡衣和浴袍坐着看战事新闻。他告诉她兴登堡防线正在崩溃,并对美国士兵充满信心。安妮·伊丽莎白因为一路上没顾得上吃饭,便热了罐头汤;两人一边吃晚饭,一边读巴斯特从梅里特营寄来的有趣信件。他所在的部队正等着启程出国作战。回到自己的房间后,她感到自己仿佛又成了小女孩。此处达拉斯的意义,在于战争期间回归家庭日常——战事消息、来信、简单的一餐和熟悉的房间,汇聚成短暂的家的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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