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秋
牛重估算竞赛
在[普利茅斯](entity:location-recall-location-plymouth-74fbc59efcb8)的一场乡村集市上,年迈的科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entity:character-recall-character-francis-galton-a6b27730c6dc)遇到一项竞赛,参赛者要估算一头牛屠宰后去皮去内脏的重量。他收集了数百名参与者提交的估算,原以为平均猜测会暴露普通人判断力的局限。
然而,众人的估算几乎分毫不差:牛的实际重量是1198磅,众人的估算为1197磅。这个结果动摇了高尔顿对少数精英统治的信念,也引出了本书的核心问题:一群并不完美的判断,如何汇聚成卓越的智慧?
1968年5月,发现前五个月
失踪的潜艇
[美国海军天蝎号潜艇](entity:object-recall-object-uss-scorpion-f3b3c5dca09a)在[北大西洋](entity:location-recall-location-47148643b546)失踪后,最后一次报告的位置留下了一片广阔的搜索区域,事故经过也几乎无从确定。海军军官[约翰·克雷文](entity:character-recall-character-john-craven-7c9ccf2948a3)否决了显而易见的方案,没有只依赖几位顶尖潜艇专家。
他召集了专长各异的人,请每个人就潜艇最后时刻的细节下注。克雷文用[贝叶斯定理](entity:rule-recall-rule-bayes-s-theorem-442466271929)综合众人的估算,得出了一个没有任何个人单独选出的地点。几个月后,海军发现的残骸距离众人预测的位置仅220码,显示零散的知识能够汇聚成协调一致的集体答案。
20世纪90年代末,《谁想成为百万富翁》播出期间
现场观众胜出
在电视问答节目《谁想成为百万富翁》中,参赛者可以向选定的朋友或现场观众求助。那位朋友是参赛者认为最聪明的熟人之一,但答对的次数远少于现场观众。
现场观众的表现十分出色,尽管这种比较并非受控的科学实验。它以通俗、现代的方式呼应了牛重估算竞赛:一个分散的群体,即使成员不一定是专家,也可能胜过参赛者最信赖的个人。
20世纪20年代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
课堂估算
一系列课堂和实验室研究让学生估算温度、判断重量、排列物品并解答谜题。在一次又一次的实验中,汇总个人猜测所得的答案都比大多数个人回答准确,而且往往接近可能达到的最佳答案。
关键在于,参与者通常先分别作出判断,再将这些[判断汇总](entity:concept-recall-concept-aggregation-of-judgme-332abc339b8d)。研究也揭示了其中的局限:某个人可能在某一轮胜过群体,但没有谁能在反复进行的多轮实验中稳定做到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取平均值是可靠的方法,而寻找一位始终更胜一筹的判断者则不是。
20世纪末
迷宫找出最短路径
物理学家诺曼·L·约翰逊让计算机代理穿过迷宫。代理起初随机游走,之后利用学到的信息再次尝试。第二次探索时,代理平均用少得多的步数就能找到出口。
随后,约翰逊在每个岔路口都采用多数代理的选择,构建出一条集体路线。最终路线长九步,是可能的最短路径,效果不逊于表现最佳的单个代理。这项实验显示,局部积累的经验可以汇总成一个未必有任何单个代理独自发现的解决方案。
1986年1月28日
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
[挑战者号航天飞机](entity:object-recall-object-space-shuttle-challeng-a336a6630d62)从[卡纳维拉尔角](entity:location-recall-location-cape-canaveral-d2b208f4ea63)升空,74秒后解体。几分钟内,投资者开始抛售四家主要承包商的股票,但[莫顿·塞奥科尔](entity:organization-recall-organization-morton-thiokol-55d04d54dd97)的股价跌幅最大,相关股票交易也一度暂停。
当时尚无公开报告查明事故原因,也没有明确证据表明公司内部人士向市场泄露了消息。即便如此,买卖走势仍凸显出负责固体燃料助推器的承包商,预示了后来对灾难原因的解释。
1986年1月28日后六个月
发现事故由形环密封件引起
[挑战者号事故后的总统调查委员会调查](entity:event-recall-event-4658edf23760)认定,航天飞机助推器的形环密封件在低温下失去了弹性。密封处出现缝隙,热气体得以逸出并烧穿主燃料箱,导致航天飞机坠毁。
在国会听证会上,[理查德·费曼](entity:character-recall-character-richard-feynman-0f78132f6d0d)把一个形环放入冰水中,展示它变得脆硬,以此说明低温的影响。[莫顿·塞奥科尔](entity:organization-recall-organization-morton-thiokol-55d04d54dd97)被认定负有责任,证实了爆炸当天股市似乎已经察觉的责任归属。
1899年
奥兹创办汽车制造厂
兰索姆·E·奥兹在汽车行业历经多年奋斗后,于[底特律](entity:location-recall-location-detroit-c63f400ec324)创办奥兹汽车制造厂。他的资助人[塞缪尔·史密斯](entity:character-recall-character-samuel-smith-6965f7e90b32)支持这家公司,但偏好面向富裕买家的昂贵汽车;奥兹则看到了廉价汽车的大众市场潜力。
奥兹无法确定单一设计。在公司创办的第一年,他试制了11款原型车,包括电动、蒸汽和汽油车型。意见分歧和反复试验让公司尚无明确方向,但也留下了多种可能的未来。
1901年3月
工厂失火
一场大火烧毁了奥兹汽车制造厂及几乎所有原型车。只有一辆车幸存下来,因为它停在门边,而且轻得足以被推出门外:奥兹那款廉价车型。
这场意外迫使公司作出选择。奥兹立即将幸存的设计投入生产,推出[弧形仪表板奥兹汽车](entity:object-recall-object-curved-dash-olds-41ebd845aae7)。这是一款朴实、价格低廉、许多美国人都买得起的汽车。原本11种可能之一,既因偶然也因有意规划,成为公司的标志性产品。
1903年至1905年
弧形仪表板奥兹汽车大获成功
奥兹通过宣传噱头推广[弧形仪表板奥兹汽车](entity:object-recall-object-curved-dash-olds-41ebd845aae7),包括驾驶汽车行驶800英里前往曼哈顿车展,以及在代托纳海滩参加赛车。这些展示帮助说服持怀疑态度的公众,让他们相信汽车实用,而不只是新奇玩意儿。
1903年,该公司售出的汽车数量超过美国任何其他制造商;两年后,销量再度增长。奥兹打造了早期的量产汽车,但不久后便因与[塞缪尔·史密斯](entity:character-recall-character-samuel-smith-6965f7e90b32)的儿子发生争执而离开公司,后来创办了雷奥汽车公司。
20世纪初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T型车成为标准
数百家汽车制造商带着截然不同的设计和动力来源展开竞争。电动汽车占据了相当大的市场份额,蒸汽动力汽车以速度和舒适性受到青睐,而汽油汽车还未取得必然胜利。
投资标准化零件和大规模生产的制造商占据了优势。[亨利·福特](entity:character-recall-character-henry-ford-afd6a565ad79)采用移动装配线,并专注于一种廉价车型,使T型车成为人们熟悉的汽车形象。到[第一次世界大战](entity:time-recall-time-world-war-i-bec7aac851ac)时,许多公司已经倒闭或被收购,市场逐渐收缩,集中于汽油汽车。
20世纪末,关于蜂群行为的记述
蜜蜂寻找花蜜
蜜蜂群体需要寻找花蜜,却事先并不知道最好的花丛在哪里。它们会派出侦察蜂四处搜索;找到有希望的蜜源后,侦察蜂便会返回,跳起摇摆舞,吸引更多采集蜂前往。
蜂群中工蜂的分布来自多方搜索,而非中央计划。这个过程说明,一个群体可能需要先产生大量不同的备选方案,才能判断哪些最优;也说明试验必然伴随着失败。
20世纪末
多样性提升群体表现
政治学家[斯科特·佩奇](entity:character-recall-character-scott-page-ba0beafecc46)利用技能各异的计算机代理,测试群体如何解决难题。由表现出色者和能力较弱但各有所长的代理共同组成的群体,往往胜过只由最强代理组成的群体。
这并不意味着专业知识或智力无关紧要。相反,能力相似可能令群体的知识出现冗余,而不同的问题处理方式则能拓宽可能的解决方案。因此,由多元成员组成的群体,可能比只按个人才华挑选出来的人群更有能力。
20世纪的专业知识研究
专家能力的局限
对专业预测者和其他专家的研究一再发现,专业知识并不保证预测准确。专家往往意见不一;面对相同证据时,他们可能给出前后不一致的判断,也常常高估自己的确定程度。
正如棋局位置与随机摆放的棋子形成的对比所显示的那样,专业知识在狭窄领域内可能发挥巨大作用。但擅长某一项专门任务,并不会自动使人成为可靠的战略家或预测者。这些证据对把不确定的决策托付给一位声名显赫的权威的做法提出了质疑。
1961年
猪湾入侵失败
肯尼迪政府策划[猪湾入侵](entity:event-recall-event-36c7a66f493f)时,没有认真征询关键的怀疑者,包括中央情报局情报部门和国务院的[古巴](entity:location-recall-location-b871768274f6)事务处。策划行动的同一批官员随后又受命评估行动前景,而警告很快便遭到压制。
入侵行动建立在对古巴的扭曲认识之上:策划者低估了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声望和古巴军队的实力,还以为美国参与行动可以掩人耳目。这次失败成为[群体思维](entity:expression-recall-expression-groupthink-f6d722a034a2)的典型案例,表面上的一致压制了疑虑,把狭隘的视角变成灾难性的决策。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从众的线条
在[所罗门·阿希](entity:character-recall-character-solomon-asch-1f6ea5b832b6)的[从众](entity:state-recall-state-conformity-2fd993e5ee30)实验中,参与者要判断三条线中哪一条与参照线长度相同,而一群实验同谋则故意给出明显错误的答案。尽管参与者看得出正确答案,许多人至少有一次改变了自己公开给出的回答。
当群体中有一个人给出正确答案时,从众程度便会大幅下降。实验表明,即使只有一个盟友,也能让异议成为可能。这一发现对任何需要成员保持[独立判断](entity:state-recall-state-independence-of-judgmen-4dab11288939)、而非单纯附和多数意见的群体都很重要。
一九六八年
仰望天空的人群
[斯坦利·米尔格拉姆](entity:character-recall-character-stanley-milgram-af8524be5e4b)、[伦纳德·比克曼](entity:character-recall-character-leonard-bickman-01cec626447b)和[劳伦斯·伯科维茨](entity:character-recall-character-lawrence-berkowitz-605389eb7143)让一些人站在街角,盯着空无一物的天空。一个人独自仰望时,只有少数路人会停下;但围观的人越多,被吸引加入仰望行列的路人比例也越高。
行人并非只是屈服于直接压力。他们从仰望者的数量推断,必定有什么事情正在发生。这种[社会认同](entity:expression-recall-expression-social-proof-814cf662089a)往往是一种合理的捷径,但也可能让人群把他人的行动当作证据,即使这些行动并未带来任何新信息。
第三十六届超级碗第一节
公羊队选择稳妥打法
被普遍看好的圣路易斯公羊队在第一节两次推进到新[英格兰](entity:location-recall-location-edbf4fdebc64)爱国者队的半场。主教练[迈克·马茨](entity:character-recall-character-mike-martz-9bfff1a11c1e)选择尝试射门得分,而不是争取新的首攻;一次射门成功,另一次则未能命中。
这些决定符合传统的橄榄球观念,但[戴维·罗默](entity:character-recall-character-david-romer-a8b9406bf325)的分析指出,球队本应更频繁地尝试取得新的首攻,尤其是在公羊队当时面临选择的那些场地位置。这一事件说明,[模仿](entity:concept-recall-concept-imitation-d4bc778869f4)、谨慎和职业规范会让专家难以采用更有效的策略。
一八四六年至十九世纪五十年代
木板路热潮
[乔治·盖兹](entity:character-recall-character-george-geddes-5737c851d611)说服纽约州萨利纳镇的居民修建该州第一条[木板路](entity:object-recall-object-6fa147d32b85)。这条路改善了出行条件,其表面上的成功也助燃了全国各地争相成立木板路公司的热潮。
各镇看到别处修建类似道路后,这项技术似乎越来越经过验证,其他选择也越来越难以想象。然而,这些道路只维持了约四年,并没有像倡导者预言的那样使用八年甚至更久。到南北战争结束时,几乎所有木板路都已废弃:一场看似理性的级联效应,将一项糟糕的投资扩散到了全国。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
螺钉成为标准
[威廉·塞勒斯](entity:character-recall-character-william-sellers-5fae2bf65323)发起运动,主张以他设计的标准化螺钉取代美国手工制作的螺钉。由于机械师担心可互换零件会损害他们的生计,塞勒斯便争取有影响力的使用者支持,包括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和[美国海军](entity:organization-recall-organization-565c06c5764e)。
每增加一个采用者,螺钉最终胜出的可能性看起来就更大,也会促使更多人采用。不到十年,它便开始成为全国标准,使大规模生产更加容易。这一有益结果也揭示了级联效应的风险:如果设计很糟糕,人群同样可能追随那些有影响力的先行者。
约一九九六年至九十年代末
电信业投资热潮
电信公司深信,互联网流量正以每年百分之一千的速度增长。尽管增长速度放缓,这个醒目的数字仍作为普遍看法流传,促使企业大规模扩建容量。
在竞争对手纷纷投资时,质疑这类支出的公司可能会显得鲁莽。泡沫破裂后,行业产能过剩、财务陷入困境,这些情况揭示了共同假设如何演变为信息级联:企业把彼此的决策当作证据,而不是重新评估底层事实。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
猕猴伊莫清洗食物
在日本的幸岛,一只名叫[猕猴伊莫](entity:character-recall-character-imo-857f80a3f47a)的年轻猕猴开始在溪水中清洗红薯,然后再吃。其他猕猴逐渐也采用了这种做法。
后来,伊莫发现,把混有沙子的麦粒扔进海里,浮起来的麦粒便会与沉下去的沙子分开。猴群也采用了这一做法。这个故事说明,个体可以创造有用的实践,而更广泛的群体则会作出影响深远的集体选择,决定是否[模仿](entity:concept-recall-concept-imitation-d4bc778869f4)。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首位农民采用种子后的九年间
农民试种杂交玉米
艾奥瓦州的农民得知杂交玉米可以提高产量,但大多数人没有立即把所有作物都换成杂交玉米。他们先观察邻居的收成,再在自家部分田地试种,然后才扩大种植范围。
新品种玉米逐渐推广,既体现了[社会学习](entity:concept-recall-concept-social-learning-c775c539f683),也体现了[独立判断](entity:state-recall-state-independence-of-judgmen-4dab11288939)。农民以邻居的经验为参考,但在事关重大的决定上仍会亲自试种。杂交玉米用了九年才普及到当地一半农民,并没有像突如其来的[模仿](entity:concept-recall-concept-imitation-d4bc778869f4)浪潮那样迅速席卷整个地区。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绿色革命期间
水稻与小麦农民的选择
[印度绿色革命](entity:event-recall-event-2797e091d0d5)期间,小麦和水稻种植区的农民面对着不同的地方条件。小麦农场的土地状况相对一致,因此一位农民的收成能为邻居提供有用的证据。水稻种植条件则因农场而异,差别大得多。
小麦农民更多依赖邻居的经验,而水稻农民更倾向于在自己的土地上独立试验。这种对比说明,当地方条件相似时,[模仿](entity:concept-recall-concept-imitation-d4bc778869f4)更有用;如果条件并不相似,别人的成功可能无法说明附近什么做法会奏效。
二十一世纪之交前后
瓮罐猜测决策级联
在[安吉拉·洪](entity:character-recall-character-angela-hung-4c724884e4a9)和[查尔斯·普洛特](entity:character-recall-character-charles-plott-88baf1a34bae)的一项实验中,参与者从两个瓮罐之一抽取彩色弹珠,并依次猜测使用的是哪个瓮罐。每个人都能从自己抽到的弹珠获得私人线索,也能从先前参与者的猜测获得公开线索。
如果报酬取决于个人猜测的准确性,许多参与者即使自己的证据指向相反结果,仍会跟随先前的猜测,频繁形成信息级联。如果报酬取决于群体整体猜测的准确性,参与者就会更重视私人信息,群体的表现也会改善。这项实验表明,激励和决策顺序既可能压制有用的多样性,也可能使其得以保留。
一九四六年四月
多诺万呼吁成立情报机构
在领导战时战略情报局之后,[“狂野比尔”多诺万](entity:character-recall-character-wild-bill-donovan-f939936ef261)公开主张美国需要一个集中统一、独立运作的情报机构。珍珠港遇袭带来的意外,以及与[苏联](entity:location-recall-location-soviet-union-6cec7d1fe3b4)发生冲突的可能性,都强化了他的主张,即应由一个统一指挥机构负责情报搜集。
次年,[美国国会](entity:organization-recall-organization-137ccdaddbc2)通过《国家安全法》,设立[美国中央情报局](entity:organization-recall-organization-422e0adc2ba6)。这个新机构旨在统一情报工作,但此后更广泛的情报界逐渐发展为由多个机构组成的体系,各机构的任务彼此重叠,又有相当程度的独立性。
二战后数十年至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
情报界分崩离析
美国情报体系并未发展成单一的情报组织,而是扩展为由多个机构组成的体系,各自拥有不同的职责、预算和数据库。[美国中央情报局](entity:organization-recall-organization-422e0adc2ba6)局长对其中许多机构只有有限的权限,而[联邦调查局](entity:organization-recall-organization-c3b9c0848e8c)的运作在很大程度上游离于情报界之外。
这种结构有助于专业分工,却没有可靠机制整合各机构的信息和判断。[九一一袭击事件](entity:event-recall-event-386102a65454)发生前,情报界未能预见几起重大恐怖袭击;袭击发生后,[美国国会](entity:organization-recall-organization-137ccdaddbc2)则批评各机构未能看出各自掌握的信息合在一起具有何种重要意义。
一九九一年
托瓦兹发布Linux
[林纳斯·托瓦兹](entity:character-recall-character-linus-torvalds-35a69b0af4b4)创建了一个尤尼克斯操作系统版本,并公开发布其源代码,邀请他人加以改进。最早下载该系统的十个人中,有五人回传了错误修正、代码改进或新功能。
这个项目逐渐发展成全球程序员参与的分散式协作。贡献者按兴趣开展工作,托瓦兹和一小群程序员则在改动进入系统前审核这些改动。这种安排既实现了广泛参与,也建立了汇集和审查贡献的机制。
二〇〇〇年
美联储小组决策实验
经济学家艾伦·S·布林德和[约翰·摩根](entity:character-recall-character-john-morgan-23ae372022dd)设计实验,检验群体能否识别经济变化并迅速作出政策决策。学生先独立决策,随后组成小组,解读不断变化的瓮罐抽取结果,并为一个模拟经济设定利率。
与个人相比,各小组决策更快、也更准确;在一些比较中,甚至胜过表现最好的个人。这些实验挑战了委员会必然迟缓或表现较差的假设,同时强调,群体需要真正有效的方法来汇总成员的判断。
二〇〇二年十一月至二〇〇三年三月初
非典疫情扩散
[广东省](entity:location-recall-location-03a4eb7ba21e)出现一种严重呼吸道疾病,数百人患病,数人死亡。随后,从[中国](entity:location-recall-location-134e6ca3a450)和[香港](entity:location-recall-location-48649d37d412)返回的人陆续出现病例,其中包括一名在[河内](entity:location-recall-location-1da5cfd84fe2)住院的患者;这种疾病很快被确认为一种新疾病,即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
随着疾病在人际间传播,世界卫生组织发布全球警报并启动监测。查明病因变得刻不容缓:找到病原体有助于诊断和控制疫情,并最终推动疫苗研发。
2003年3月15日至4月16日
实验室确认SARS病毒
世界卫生组织召集来自世界各地的11家实验室,共同寻找SARS的病因。各实验室分享样本、图像和检测结果,并每日交流;他们并行开展研究,而不是等待某个中央机构分派每一项任务。
[香港大学](entity:organization-recall-organization-2012418f474e)和[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entity:organization-recall-organization-822e16d2c463)的研究人员分别分离出一种很有希望的冠状病毒。其他实验室检测并测序了这种病毒,受感染的猴子也出现类似SARS的疾病。4月16日,参与[合作](entity:state-recall-state-adcd67ff8e55)的实验室宣布,这种冠状病毒会导致SARS——单靠任何一家实验室,都不可能如此迅速且有把握地得出这一发现。
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初
贵格会商贸网络
[贵格会](entity:organization-recall-organization-0b4edd5a29b9)成员在[英国](entity:location-recall-location-cc30c45755f2)的银行业、制造业和贸易领域逐渐崭露影响力。起初,他们依靠共同宗教社群所建立的[信任](entity:state-recall-state-f2e789904592)。他们诚实守信、谨慎记录、价格固定的声誉,也吸引了教派之外的商业伙伴。
这一经历表明,信任能够产生经济价值:与陌生人可靠地往来,可以让贸易更容易、成本更低。随着时间推移,商业惯例和[制度](entity:concept-recall-concept-institutions-156ef5b21f63)有助于把信任扩展到家庭、宗族或宗教关系之外,使规模更大、关系更为非人格化的市场得以运作。
十一世纪至十九世纪
以信任支撑的世界贸易
[中世纪](entity:time-recall-time-6cc14ca39ac6)的马格里布商人建立了一个广泛的贸易网络,并通过集体制裁惩罚违反商业规则的成员。包括[汉萨同盟](entity:organization-recall-organization-2d2d426f2be1)在内的商人行会,也以共同执行规则、协调应对不公平待遇的方式保护商人。
后来,商业法律和经营实践越来越强调个人责任,以及可信声誉的价值。随着长期关系和回头客变得愈发重要,公平交易不仅成为一种道德理想,也成为彼此原先并无私人关系的人进行贸易时的实际优势。
2002年6月
世界杯阴谋论指控
在一场世界杯比赛中,[意大利](entity:location-recall-location-125be658b0d0)队因包括进球被判无效在内的争议判罚输给[韩国](entity:location-recall-location-3cdcfaf4a171)队。意大利球迷、报纸和公众人物指责裁判[拜伦·莫雷诺](entity:character-recall-character-byron-moreno-9d1b5d151c5f),不只是称他能力不足,还指控他参与阴谋,意图淘汰意大利队。
尽管没有证据证明存在阴谋,这些指控却反映出意大利足球根深蒂固的不[信任](entity:state-recall-state-f2e789904592)。球员和球队预期比赛会遭到操纵,对判罚提出质疑,并把精力花在试图影响裁判上,而不是专注于比赛。普遍缺乏信任,损害了比赛本身的质量。
2003年9月
格拉索薪酬公之于众
消息传出,[纽约证券交易所](entity:organization-recall-organization-f38ea608324f)计划向其董事长[理查德·格拉索](entity:character-recall-character-richard-grasso-34c8bc458553)提供价值1.395亿美元的薪酬待遇。公众的愤怒不断升高,尽管普通批评者既不会亲自拿回这笔钱,也不会直接从他的离职中获益。
这场风波成为公众对公平与否的评判:格拉索得到的报酬似乎远远超出其工作应得的水平。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会最终要求他辞职。这表明,即使要求追责的人没有眼前的物质收益,惩罚被视为不公的行为,仍能影响[制度](entity:concept-recall-concept-institutions-156ef5b21f63)。
二十世纪后期的行为经济学实验
最后通牒博弈中的人们拒绝贪婪
在最后通牒博弈中,一名参与者提出如何分配金钱,另一名参与者可以接受提议,也可以拒绝,让双方都一无所得。如果双方只追求眼前利益最大化,回应者就会接受哪怕最低的报价;但实际上,他们往往会拒绝自己认为不公平的提议。
提议者会预料到这种反应,因此通常提出平分。实验还发现,如果提议者似乎有理由多留一些钱,人们的反应也会有所不同。结果显示,对公平和应得与否的判断会影响[合作](entity:state-recall-state-adcd67ff8e55),即使维护公平会让执行者付出代价。
2003年
卷尾猴拒绝不平等报酬
灵长类动物学家莎拉·F·布罗斯南和弗兰斯·B·M·德瓦尔训练卷尾猴用石子换取食物。两只猴子都得到黄瓜时,它们会稳定地交换;如果其中一只改得葡萄,另一只往往会拒绝黄瓜或停止交换。
猴子的反应表明,对奖赏不平等的敏感并非人类社会生活独有。处于不利地位的动物宁可放弃本来可以吃到的食物,也要付出代价来抗拒它们认为不公平的待遇,这与人类[合作](entity:state-recall-state-adcd67ff8e55)中的强互惠逻辑相呼应。
1990年代,在十五个社会开展的实验
市场促进合作
研究人员在十五个生活方式各异的小规模社会中开展最后通牒博弈、[公共物品博弈](entity:concept-recall-concept-1c26b3e2a840)和独裁者博弈。所有社会中的参与者都显著偏离了最简单经济模型所预测的狭隘自利行为,尽管[合作](entity:state-recall-state-adcd67ff8e55)的形式和程度各不相同。
市场融入程度最高的社会表现出最强的[亲社会行为](entity:concept-recall-concept-f1d2d4af4319):参与者提出更高的报价、贡献更多,也更愿意惩罚不公平行为。结果表明,反复且可靠的交换有助于人们与眼前社群之外的人开展合作。
约2000年
公共物品需要惩罚机制
[恩斯特·费尔](entity:character-recall-character-ernst-fehr-975faacfe82a)和[西蒙·盖希特](entity:character-recall-character-simon-g-chter-ee4afdddf9d6)的公共物品实验中,参与者可以把代币投入一个令群体受益的共享资金池,尽管每个人都能通过[搭便车](entity:state-recall-state-7bf4cd31ceee)获得更多收益。多数人一开始会作出贡献,但当他们看到别人扣下自己的那份时,贡献便会减少。
如果参与者能够识别并惩罚搭便车者,他们就会花费自己的一部分资源来惩罚对方。此后贡献随之上升,即使惩罚不再可能,贡献水平仍然较高。实验显示,规则执行和共同预期能够避免有条件的[合作](entity:state-recall-state-adcd67ff8e55)者觉得自己像个傻瓜。
1986年至1995年
卫报银行为逃税者提供服务
约翰·马修森在[开曼群岛](entity:location-recall-location-5e183c464bbe)开设卫报银行与信托公司,帮助美国客户向[美国国税局](entity:organization-recall-organization-e86b060c8859)隐瞒资金。银行的客户既有商人和专业人士,也有罪犯;客户可以通过借记卡使用隐秘账户。
马修森搬到圣安东尼奥后,因洗钱被捕,并以提供存款人信息为条件,试图避免入狱。他的证词揭示了离岸[逃税](entity:state-recall-state-335914770ea2)现象已多么普遍,也助长了公众的疑虑,认为诚实纳税人反倒成了傻瓜。
1990年代至2001年
税收制度遭遇质疑
离岸避税安排、企业避税工具以及日益复杂的税法,让美国人越来越不确定其他人是否缴纳了自己应缴的份额。许多人仍然认为[逃税](entity:state-recall-state-335914770ea2)是错的,但公众开始怀疑逃税者是否正在逍遥法外。
纳税所依赖的不只是法律:人们必须相信他人也在缴税、公共资金得到合理使用,而且[搭便车](entity:state-recall-state-7bf4cd31ceee)者有可能被查获。一旦这种信心消退,普通纳税人[合作](entity:state-recall-state-adcd67ff8e55)的意愿就会受到威胁。
自电视兴起初期以来,至2003年压力日益增大
电视收视率僵局
电视网和地方广告商依靠尼尔森的纸质收视日记调查来估算地方观众规模,尽管很少有人交回日记,许多人填写时也只能凭记忆。最终得出的收视率会受到哪些人愿意配合,以及调查期间特意安排的特别节目影响,因而产生偏差。
有一种更准确的替代方案——[尼尔森观众测量仪](entity:object-recall-object-nielsen-people-meter-755e0cc3ed63),但要在各地方市场安装这种设备,成本高昂。地方附属台从现有[制度](entity:concept-recall-concept-institutions-156ef5b21f63)中受益,并承担其中大部分成本;电视网和广告商则共同承受整个行业的损失,却没有任何一方有足够的动力为替代方案出资。结果是集体行动持续失灵。
2003年2月
伦敦对驾车出行收费
伦敦市长[肯·利文斯通](entity:character-recall-character-ken-livingstone-2aec2eaa3d77)开始对日间驾车进入伦敦市中心的人收费。摄像头记录车牌,未缴费的司机会被罚款。这项政策旨在让每位司机承担一部分自己施加给所有人的拥堵成本。
这一方案遭到强烈反对,但初期成效显著:交通量减少近五分之一,车辆行驶速度也有所提高。这项收费并未禁止驾车,而是让使用稀缺道路空间的成本变得清晰,从而帮助司机协调彼此的出行。
始于1975年,并在此后数十年间逐步扩展
新加坡对道路空间定价
新加坡开始对高峰时段进入中央商务区的车辆收费。此后,这套[制度](entity:concept-recall-concept-institutions-156ef5b21f63)发展为根据一天中的不同时段精细定价;电子卡让收费即时完成,也更难逃避。
与只是在特定日期禁止某些司机上路的规定不同,定价把选择权留给每位司机,同时改变其行为激励。这一经验表明,只要明确个人决策的成本,一系列分散的个人选择也能减少拥堵。
2000年6月14日
大桥交通实验
交通工程师[卡洛斯·达甘佐](entity:character-recall-character-carlos-daganzo-86869f804413)和胡安·穆尼奥斯让一辆测试车驶上[里士满—圣拉斐尔大桥](entity:location-recall-location-453c27b5748b),车速明显低于周围车流。桥上没有匝道入口或出口,但变道次数增加,慢车后方也形成了拥堵。
实验展示了一个小型移动瓶颈如何扰乱高速公路交通。在车流密集时,司机能够传递行驶意图的方式有限,而一名司机踩刹车就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并沿车流向后扩散。
1997年8月
自动驾驶汽车组成车队
加州PATH计划的研究人员为八辆别克轿车安装传感器、自动控制装置和无线电通信设备,随后让它们驶上圣迭戈附近的I-15公路上一段长约七英里半的路段。这些汽车以紧密间隔编队行驶,并能同步车速,不受人类反应迟缓的影响。
为期四天的测试表明,自动化技术或许能大幅提高高速公路通行能力并减少[交通拥堵](entity:state-recall-state-339eccb00cbd)。但这一设想也引发了有关成本、控制权以及驾驶者是否愿意接受一种要求他们把大部分驾驶工作交给电脑的系统等问题。
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
探索相干交通流
物理学家[迪尔克·赫尔宾](entity:character-recall-character-dirk-helbing-f38a0de65c1f)及其[合作](entity:state-recall-state-adcd67ff8e55)者研究交通如何以相干车流的方式运行,使汽车能够稳定行驶,即便每位驾驶者都希望开得更快。他们的研究表明,车速波动以及车辆不规则地驶入高速公路,都可能使交通流变得不稳定。
驾驶辅助传感器和反应更灵敏的匝道信号灯可以让车流更平稳,即使只有一部分汽车使用传感器也可能奏效。这种方法旨在帮助驾驶者彼此协调,而不是用全自动高速公路取代他们的选择。
1956年1月
史密斯测试市场
弗农·L·史密斯把一间教室变成模拟市场,让学生分别扮演买家和卖家,并为他们设定各自愿意支付或接受的价格限度。学生通过公开的双向拍卖进行交易,却不知道彼此的私人估值。
买价和卖价很快趋于[市场出清价格](entity:concept-recall-concept-939ff011d3e9),交易也使整个群体的总收益最大化。这项实验表明,即使没有预先知道正确结果的中央规划者,掌握部分信息、并非完美无缺的人也能通过市场实现协调。
20世纪50年代及之后数十年
理想市场的局限
经济学理论中的一般均衡证明,对市场作出了苛刻假设:信息完备、参与者完全理性,并且针对所有可能情况都订立了合同。现实中的人和市场都达不到这些标准。
史密斯的课堂实验让这一理论主张变得更加具体,说明在适当条件下,不完美的参与者仍能取得近乎理想的结果。后来的实验重现了这一基本发现,同时也揭示了普通商品市场与波动更大的资产市场之间的差异。
1936年
自动摆瓶机问世
工程师兼狂热保龄球爱好者[戈特弗里德·施密特](entity:character-recall-character-gottfried-schmidt-874ac4c01f0b)对每局结束后都需要有人重新摆放球瓶感到厌烦。他在[纽约州珀尔里弗](entity:location-recall-location-pearl-river-new-york-2e75e658edb0)的一间火鸡棚里组建团队,用废金属、自行车链条和旧汽车零件造出一台能正常运作的[自动摆瓶机](entity:object-recall-object-9c4e7d397781)。
施密特获得了专利,却没有办法大规模生产这台机器。发明已经准备就绪,但它的未来取决于能否找到一家有能力将其推广到全国保龄球馆的机构。
20世纪30年代末,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美国机器与铸造公司接手这项发明
[美国机器与铸造公司](entity:organization-recall-organization-0863c48497d7)的[莫尔黑德·帕特森](entity:character-recall-character-morehead-patterson-73ab960e39f3)看到了施密特[自动摆瓶机](entity:object-recall-object-9c4e7d397781)的商业前景。他向施密特提供职位,并取得专利控制权,让个人发明与大公司的制造和销售能力结合起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entity:time-recall-time-world-war-ii-d4353dde1684)使美国机器与铸造公司的工厂转而生产军需品,计划因此延期。自动摆瓶机于1946年公开亮相,但技术问题依然存在;还要经过多年的进一步研发,它才能改变保龄球行业。
1951年至20世纪50年代末
保龄球成为全国热潮
[密歇根州芒特克莱门斯](entity:location-recall-location-mount-clemens-michig-158b206169ac)的一家保龄球馆于1951年安装了第一台成功的[自动摆瓶机](entity:object-recall-object-9c4e7d397781)。这种机器让比赛更快、更可靠,帮助保龄球馆摆脱旧有形象,成为整洁体面的家庭休闲场所。
数百万美国人定期打保龄球,投资者则纷纷向设备制造商和新建球馆投入资金。迅速增长的热度让保龄球看起来即将迎来更大规模的扩张,也为投资热潮铺平了道路;这场热潮把眼下的人气当成了可靠的未来预测。
1957年至1963年
保龄球类股票崩盘
[华尔街金融区](entity:location-recall-location-wall-street-8bd87fa5cfd5)的分析师根据这项运动爆炸式的增长趋势推断,预测美国人将花大量时间打保龄球。保龄球相关公司的股价飙升,投资者向这个行业投入了约二十亿美元。
到1963年,保龄球类股票已从高点下跌约百分之八十。保龄球运动逐渐退烧,而那些为想象中的未来建造的球馆也显得过多。这件事成为一个规模虽小却十分鲜明的例子,说明市场可能会偏离其所资助事物的内在价值。
17世纪至20世纪30年代
卖空者招致公众愤怒
[卖空](entity:concept-recall-concept-bccdede52062)者借入股票并卖出,希望之后以更低价格买回,却屡遭指责,被认为是在公司遭遇不幸时从中牟利。政府和投资者有时试图限制或禁止这种做法;1929年股灾后,卖空者也被归咎于市场下跌。
国会听证会几乎没有发现卖空者导致股灾的证据;股灾的主要过度投机来自押注价格上涨的投资者。但疑虑仍然挥之不去。这种敌意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卖空能把怀疑性的判断引入市场,而大多数投资者自然更愿意押注上涨。
20世纪后期的研究
投资者暴露自身偏差
[行为金融学](entity:concept-recall-concept-behavioral-finance-d90819084080)研究发现,投资者常常跟风,对近期消息反应过度,高估自己的能力,并且持有亏损股票太久。一项针对个人投资者的研究发现,频繁交易者的收益低于市场平均水平,他们往往少交易反而会做得更好。
这些错误并不会自动导致市场整体愚蠢。如果个人犯错的方向各不相同,汇总判断时便可能相互抵消。真正的危险在于偏差变得系统化,例如投资者抱有相同的假设,或全都追随相同的信号。
20世纪后期至21世纪初
储蓄变得自动化
研究发现,许多美国人打算为退休储蓄,却一再推迟。与必须主动报名相比,如果人们默认加入退休计划、需要主动采取行动才能退出,他们更有可能储蓄。
理查德·H·塞勒和[什洛莫·贝纳尔齐](entity:character-recall-character-shlomo-benartzi-a1ed520067f1)还测试了一种计划,让员工承诺将未来加薪的一部分用于储蓄。员工同意日后提高缴存金额,平均储蓄率最终翻了一倍。这种设计顺应了人们的习惯,而不是要求他们彻底改变行为。
1994年至1998年年中
长期资本建立押注
[约翰·梅里韦瑟](entity:character-recall-character-john-meriwether-c41a220bbc50)与经验丰富的交易员及著名金融理论家共同创立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其中包括[迈伦·斯科尔斯](entity:character-recall-character-myron-scholes-1da7b3aacfdb)和[罗伯特·默顿](entity:character-recall-character-robert-merton-cd119cdb9db0)。该基金利用数学模型,在相关资产之间寻找微小价差牟利,所涉市场往往流动性不足。
其策略依赖价格最终回归历史关系。大量借款放大了潜在回报,但如果价格偏离的时间超过预期,也会使基金面临风险。模型表面上的精确性以及基金早期的成功,都让人容易低估其中的风险。
1998年8月至9月
俄罗斯违约,长期资本管理公司陷入困境
在投资者已受到[亚洲金融危机](entity:event-recall-event-b3b972646359)冲击之后,俄罗斯债务违约引发了避险潮。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手中剩下的资产鲜有买家问津,基金试图抛售时,资产价格急剧下跌。
该基金在短短几个月内损失数十亿美元。由十三家[华尔街金融区](entity:location-recall-location-wall-street-8bd87fa5cfd5)银行组成的财团安排救助,以防其倒闭加剧更广泛的危机。这一事件暴露了杠杆、流动性不足的市场,以及投资者拥挤在同一策略中、都期待相同价格关系回归所带来的危险。
1998年夏季
恐惧形成共识
危机加深之际,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持有的资产一同下跌,尽管它们并没有明显的同步波动理由。其他交易员了解该基金的持仓,因此不愿买入它急于卖出的资产。
基金专家的失败并非单纯因为缺乏才智。他们所处的交易圈子规模小、专业性强,而且越来越倾向于[模仿](entity:concept-recall-concept-imitation-d4bc778869f4);恐惧一旦占据上风,持不同观点、能够形成制衡的投资者便寥寥无几。这场危机说明,市场既需要专业知识,也需要意见分歧。
20世纪50年代末
保龄球类股票泡沫
[自动摆瓶机](entity:object-recall-object-9c4e7d397781)推动保龄球成为全国性的消遣活动,吸引投资者转向[美国机器与铸造公司](entity:organization-recall-organization-0863c48497d7)、布伦瑞克公司以及规模较小的保龄球企业。股价上涨似乎证实了这项运动的人气将会无止境地增长。
越来越多投资者因为别人买入而跟着买入,价格本身便成了进一步乐观的依据。由此形成的泡沫把过多资本引向一个无法满足市场预期的行业,说明相互依赖的决策如何将真实趋势推向集体过度投资。
二十世纪后期
加州理工学院资产市场泡沫实验
在加州理工学院,学生们交易一家虚构公司的股票。每股在固定轮数内支付已知股息,因此其价值可以客观计算,并会随着实验接近尾声而下降。
尽管掌握了避免买贵所需的全部信息,学生们仍以远高于股票价值的价格交易。他们希望拿到一两次股息,再转卖给后来的买家。实验表明,即使参与者知道股票的内在价格不对,投机仍可能持续。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
财经新闻推动价格波动
随着美国财经新闻频道成为无处不在的财经新闻来源,投资者不断接收有关市场和其他交易者观点的报道。研究发现,当该频道重点报道某家公司时,股价和交易量几乎会立即作出反应。
这种反应来得太快,不可能源于对报道内容的仔细分析。投资者作出反应,部分是因为他们预期其他人会根据该频道的报道进行交易。这样一来,市场新闻本身就可能成为放大市场自身动能的一股力量。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
更多新闻反而没那么有用
心理学家[保罗·安德烈亚森](entity:character-recall-character-paul-andreassen-42a8c6732c79)给商学院学生提供投资组合,并比较只看价格变化的学生与同时不断接收财经新闻的学生。信息较少的学生表现更好。
新闻报道往往会让近期发展显得比实际更重要,从而助长过度反应和过度交易。相关的果冻豆实验发现,即使信息属实,只要它让所有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同一个错误的调整方向上,也可能使群体判断变得不那么准确。
二〇〇一年八月
市场变成群体
交通陷入停滞时,一名女子翻过[西雅图](entity:location-recall-location-seattle-ec620f372076)纪念大桥的栏杆。一些围观者、司机和公交车乘客朝她喊着让她跳下去,警方则试图让她保持冷静。她纵身跳下,并在坠落后幸存。
这一事件极端地展现了群体行为如何受到他人举动的影响。声势不断扩大的呼喊会让参与其中显得更容易被接受,也更不易被追责;类似地,共同的兴奋或恐慌也会在市场中蔓延,直到个人判断让位于群体极端行为。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至二十一世纪初
股市泡沫破裂
投资者纷纷把资金投向科技和互联网公司,相信价格迅速上涨预示着一场持久变革。部分公司确实代表了真正的创新,但市场热情越来越依赖于人们预期其他人会继续买入。
信心一旦逆转,价格便会下跌,投资者争相离场。泡沫及其破裂揭示了市场如何丧失通常有助于汇总判断的多样性和独立性,转而变成人人都盯着别人的体系。
二〇〇三年一月
全国议题大会
三百四十三名经过精心挑选的参与者齐聚[费城](entity:location-recall-location-philadelphia-375889b6054c),利用一个周末审议美国外交政策。他们收到内容均衡的背景资料,向立场不同的专家和政治人物提问,并在主持人引导下分成小组讨论议题,之后再次接受民意调查。
政治学家[詹姆斯·菲什金](entity:character-recall-character-james-fishkin-23ebcd0498eb)的项目以这样一种理念为基础:普通公民只要掌握知识并有机会审议,就能够作出知情判断。这项活动实际检验了公共讨论能否超越快速民调——后者所询问的人并没有得到足够时间或信息来考虑各种选择。
约二〇〇〇年至二〇〇四年
提出审议日构想
[詹姆斯·菲什金](entity:character-recall-character-james-fishkin-23ebcd0498eb)和[布鲁斯·阿克曼](entity:character-recall-character-bruce-ackerman-1d155d26336f)提议设立全国审议日,让公民在重大选举前分成大小群体讨论议题。参加活动并随后投票的人将获得报酬。
这项提议旨在让选民重新参与公民生活,并为他们提供有组织的学习和辩论机会。批评者质疑公民是否有时间、意愿或能力思考[共同善](entity:concept-recall-concept-6c6629654025);支持者则主张,政治判断不应成为专家和精英的专属。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至二十世纪
选民的选择
[公共选择理论](entity:concept-recall-concept-a30fa3b62012)学者将经济学假设应用于政治,认为选民、政治人物和监管者都会追求自身利益。这一理论有助于解释游说和短期政治算计,但其最严格的版本难以说明人们为何投票,也难以解释他们为何有时会支持超越眼前物质利益的政策。
证据表明,选民往往关心整体经济状况和意识形态信念,而不仅是自身处境。公民或许不太了解政策细节,但[代议民主](entity:concept-recall-concept-9c0adeeb538e)使认知劳动得以分工:政治人物专门作出决策,选民则评判他们的整体表现。
全书结论
民主与共同善
本书回到一个无法用单一、可衡量的答案解决的问题:哪些政策有助于实现[共同善](entity:concept-recall-concept-6c6629654025)?与市场预测不同,政治选择涉及价值观和取舍,不同的人对此可以有理有据地持不同意见。
民主未必能可靠地揭示客观的公共利益,但它让人们能够通过可质疑、可重新审议的决定共同生活。公民接受反对者可能获胜,因为他们相信自己将来也有机会胜出。本书将选择以民主方式治理,而不是宣称每个民主决定都明智,视为协调与[合作](entity:state-recall-state-adcd67ff8e55)方面的一项集体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