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udio 54是安迪·沃霍尔日记中反复出现的社交场所之一——派对在这里可能变成一场场面，偶然相遇可能改变一段关系，而俱乐部的兴衰也可能成为公众新闻。沃霍尔记录的并不只是一个光鲜的去处，而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机构——它因史蒂夫·鲁贝尔的好客与表演才能而充满活力，挤满名人和满怀期待的新面孔，最终又因法律纠纷和易主而改变。俱乐部不断变换的房间、入口、宾客名单和主题活动，使这家夜总会生动地体现了他所处社交圈中的名望与入场机会如何运作。

社交圈的中心俱乐部

人们从沃霍尔生活的不同领域汇聚而来的情形，体现了这家俱乐部的吸引力。他在晚餐、探访朋友、观看演出和工作之后来到这里；对他来说，Studio 54往往是外出活动的下一站，而非唯一目的。有一次，他与莎伦·哈蒙德和罗宾·莱曼共进晚餐后，一行人沿第八大道步行，随后鲁贝尔让他们十人全部免费入场。鲁贝尔记得，沃霍尔曾随口向他求过婚。沃霍尔惊讶于鲁贝尔竟认真到一直记着这句话，并解释说，那不过是自己厌倦工作时，对成功人士一时兴起的念头。这则轶事表明，入场不只是交易——俱乐部里的社交温情有时取决于私人间的相识，以及对往日举动的记忆。

其他几次造访则显示，俱乐部能够容纳各式各样的来客。沃霍尔去底线观看卢·里德演出，之后又在日记其他部分继续记述当晚行程；另一次，他和维克多送走戴安娜·罗斯后去了Studio 54。在那里，鲁贝尔把他介绍给钢琴家弗拉基米尔·霍洛维茨及其妻子。沃霍尔急于离开，并非因为现场不够热闹，而是因为太多漂亮的人想要他的电话号码，而他又一直邀请他们去办公室。俱乐部里拥挤的社交场面既令人受宠若惊，也让人疲惫不堪。

日记还记录了Studio 54作为庆祝场所的一面，它将时尚、音乐和名人汇聚在一起。丽莎·明奈利的一场派对上，她被抬进俱乐部时，乐队演奏着《纽约，纽约》，哈尔斯顿则为她拍照。后来，阿拉娜·汉密尔顿为米克·弗利克举办生日派对；对刚吃过一顿不愉快晚餐的沃霍尔来说，这场派对令人愉快得多。在另一场活动上，玛格丽特·特鲁多讲述摄影师如何无论她走到哪里都会追着她；在弗朗切斯科·斯卡武洛的生日派对上，摄影师的人数远超承诺。一个相机形状的蛋糕端上来后，他们仍继续拍摄特鲁多。在这些场景中，俱乐部既是派对场所，也是注意力本身成为主要表演的舞台。

制造场面

在日记中，Studio 54的吸引力不只来自宾客。俱乐部一再把内部空间变成一场活动。一个万圣节之夜，沃霍尔描写了穿过多道门才能抵达的一连串房间，脚下有塑料老鼠，透过一处开口可以观看一场布置好的晚餐，还有一些橡胶手套里装着看起来像是真手的东西。他认为这番体验比艺术开幕或画廊展览更好。这种比较意味深长——俱乐部精心设计的环境之所以能与艺术界竞争，并非因为它摆出物件供人静静观赏，而是因为它让访客依次经过一连串精心安排的惊喜。

另一场派对以冰为统一的视觉效果，墙面覆着冰，营造出整个房间都围绕这一主题建成的感觉。后来，一场瓦伦蒂诺派对把俱乐部正面装饰成船的模样，身穿朝圣者服装的侍者端上火鸡。沃霍尔在拥挤人群中一度找不到哈尔斯顿，后来发现他正吃着一只火鸡腿；哈尔斯顿坚持让沃霍尔也尝一口。时装屋庆祝活动、历史服饰、主题装饰和寻常的派对餐食组合在一起，使这里的场面带有刻意营造的不协调感。

另一场盛大的派对让舞池铺满银色亮片，让一名表演者悬在空中秋千上，并放出白色气球。鲁贝尔被判刑前举办的告别派对上，宾客们站在四周拍照；由于鲁贝尔的法律危机已经影响了这场聚会，它与寻常夜晚外出有着不同的意味。即使是俱乐部里较为随意的细节，也可能成为其魅力的一部分。沃霍尔与哈尔斯顿、比安卡·贾格尔和鲁贝尔进入一家空荡荡的Studio 54时，演员西尔维斯特·史泰龙正在察看这里，考虑是否将其用作电影场景。另一次造访时，据说史泰龙在吧台旁，身边有几名保镖，摄影师则请沃霍尔与他合影。俱乐部的房间同时充当派对场所、潜在的电影布景和宣传照片的背景。

人群、瞩目与入场机会的限度

谁能够入场、谁会受到注意、谁只能在外等候，都体现出俱乐部的社交等级。沃霍尔在Studio 54举办的一场《访谈》杂志派对上兴致全无，因为杰德·约翰逊在门口与一名叫马克的门卫发生了问题。鲁贝尔说自己让约翰逊进去了；约翰逊则说鲁贝尔看见他后拒绝放他入场。两种说法并未厘清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但这场分歧本身便揭示了入场资格如何变成私人问题，以及门口一个难以确定的决定如何影响室内的派对。

沃霍尔的记述也区分了人多的房间和令人向往的房间。埃迪·墨菲的生日派对上，Studio 54挤满了人，但他称在那里的人都无足轻重。另一次日记记载中，里面有二十五名模特，他却很难与其中一人轻松交谈，于是两次离开房间。这种反差表明，俱乐部里人多并不保证亲密感或自在感。名人即使被漂亮的人包围，仍可能感到局促；或者，即便房间挤满了人，也会依据自己赋予宾客的社交价值来评判这场聚会。

俱乐部的名人经济也使寻常相遇显得像经过安排的场面。一次生日庆祝活动上，玛格丽特·特鲁多穿着一件新设计师礼服到场，并告诉众人摄影师无论她走到哪里都会追着她。在斯卡武洛的派对上，摄影师的注意力充分印证了她的话，以至于相机形状的蛋糕几乎无人留意。另一次，沃霍尔和朋友们去Studio 54参加一家唱片公司举办的派对，当时俱乐部已经挤满了人。宾客和摄影师并非只是待在同一间屋子里——他们的关注共同把活动塑造成一幅公共影像。

沃霍尔对入场机会的态度也会改变。在另一处举行的一场派对上，有人起初没认出他，他便将那种经历比作试图进入Studio 54，并得出结论说这类努力不值得；他没有继续尝试，而是离开了。另一个夜晚，周边发生暴力事件的消息让他在俱乐部外感到紧张，但他还是进去参加生日派对，并帮助肖恩·麦基恩入场。因此，入口既是一道可能令人沮丧、焦虑的边界，也可能成为带别人跨过门槛的机会。

法律纠纷、关闭与重新开业

这家俱乐部备受瞩目的社交生活最终与其商业及法律问题发生冲突。《每日新闻》致电沃霍尔办公室征求评论时，办公室得到的消息是——五十名探员因所得税问题突查Studio 54，并在发现可卡因后逮捕伊恩·施拉格。后来，鲁贝尔向沃霍尔讲述时，在几个方面给出了不同说法——他说三十六名国税局探员带着枪前来查封账簿，并非为了逮捕任何人；施拉格是在发现可卡因后才被捕的。鲁贝尔说，他与政府达成的协议中已撤销毒品指控，而他本人则承认所得税逃税罪。日记既保留了突袭发生后最初的新闻报道，也记录了鲁贝尔不断变化的解释，呈现出这场公开突查如何在传递派对邀请的同一社交网络中流传。

鲁贝尔后来告诉沃霍尔，自己预计会被判入狱两个月，并问沃霍尔等人是否会去探望。俱乐部在这段不确定时期仍继续举办人头攒动的夜场。鲁贝尔被判刑前举办了一场告别派对，沃霍尔还听说鲁贝尔的保险箱已被加上锁具。不久后，Studio 54被吊销酒牌；报纸刊出了史泰龙从吧台接过据称是最后一杯酒的照片，鲁贝尔在长岛的其他餐厅也失去了酒牌。持牌酒吧原本是俱乐部夜生活中的寻常组成部分，此刻却成了其骤然逆转的一幅鲜明图像。

随后，沃霍尔记下自己第一次听到Studio 54已关闭的消息——鲁贝尔和施拉格把它卖掉了，而他称这是一个时代的终结。但这番变化并未立即让俱乐部从社交生活中消失。卡门·达历西奥告诉鲍勃·科拉切洛，她每周去监狱探望鲁贝尔；她还与新业主马克·弗莱什曼签了合同，继续安排派对和宣传活动。弗莱什曼预计能在十二周内取得酒牌；日记记录的是他的预期，而非最终结果。因此，易主之后的Studio 54身份尚未确定——前经营者遭到监禁，新业主则试图通过活动和推广维持俱乐部的公众功能。

重新开业前后，几位熟悉的社交圈人物又展开了一轮交涉。俱乐部重开前，哈尔斯顿想为鲁贝尔举办派对，但鲁贝尔说卡尔文·克莱因已经在筹划一场派对。哈尔斯顿让鲁贝尔二选一，鲁贝尔选了克莱因。随后，克莱因邀请哈尔斯顿参加自己在顶层公寓举办的派对，以此缓和关系；布鲁克·希尔兹、数十名模特和杰克·尼科尔森也出席了。这段经过将重新开业置于持续运作的关系网络之中——即使俱乐部已经关闭，它的回归仍通过门外的人际关系来筹划。

俱乐部作为记忆与衡量尺度

即使Studio 54的核心地位开始转移，它仍继续出现在沃霍尔的日记中，成为一个参照点。杜兰杜兰随行造访时，鲁贝尔热情招待乐队成员，带他们到卡座并为他们上酒。这一晚将这家俱乐部的老牌东道主与一群新表演者联系起来，而沃霍尔的记述则跟随着乐队，从演唱会到后台会面，再来到夜总会。后来其他日记条目仍保留着熟悉的派对、生日人群和名人身影，但也记下这个名字本身有时会让人觉得重复乏味——有一次，沃霍尔觉得告诉出租车司机要去Studio 54很尴尬。

在后来与帕拉迪姆的比较中，记忆与当下体验的差异变得十分明显。哈尔斯顿带沃霍尔去那里参加一场派对，场地布置得像一座大型赌场，设有泳池，天花板上挂着彩色气球。精心设计的布置让沃霍尔想起早年的Studio 54，当时那里曾举办盛大的主题场面；然而，他觉得眼前这场活动很无聊。这种比较并非简单地判定一家俱乐部优于另一家，而是说明，记忆中的气氛可能取决于当年赋予装饰以活力的社交时刻与人群能量。

到1985年，Studio 54甚至成为另一家场所装置中的影像。纽约纽约纽约Area夜店夜店夜店的一场新迪斯科主题装置中，画面呈现沃霍尔和戴安娜·弗里兰在外等着进入Studio 54。这则玩笑把俱乐部的门槛变成了一幅图像——即使是与其社交圈相关的人，也可以被描绘成在门外等候。在这些日记中，Studio 54从一个仍在营业的目的地，变成被记忆的标杆，最终成为入场机会本身的象征。它的重要性正在于这种双重身份——它既是一家依靠场面和私人关系维系运作的夜总会，也是一个特定名人文化、夜生活和公众关注时代的代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