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与其说是一个独立的故事场景，不如说是一个外交试金石——意大利在战后秩序中的地位，要求盟国调和战时积怨、民主选择的承诺以及相互竞争的政治准入主张。在波茨坦，意大利加入联合国的问题成为哈里·S·杜鲁门、温斯顿·丘吉尔和约瑟夫·斯大林之间的摩擦点；此后，意大利可能崩溃的情形则出现在杜鲁门对更广泛欧洲危机的担忧之中。

意大利在波茨坦谈判中的地位

会议一开始，杜鲁门便迅速推进议程，其中包括安排和平解决方案以及落实《雅尔塔宣言》。他呼吁改变对意大利的政策，并尽快让意大利加入联合国，丘吉尔则反对这一提议的时机和内容。他提到意大利在战争期间对英国发动的攻击，以及在美国军队抵达之前，英国军队在非洲经历的长期战斗。这番交锋使意大利不再只是外交议程上的一项议题——它提醒人们，盟国进入战后谈判时，对战争有着不同的记忆，也有着评判前敌国的不同理由。

丘吉尔援引罗斯福此前对意大利的看法，一度让杜鲁门停下脚步。在这段叙述中，这一停顿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揭示了这位新总统如何在既有关系与自身权威之间定位。杜鲁门承认，罗斯福已经与丘吉尔和斯大林建立了友谊，并表示希望自己也能赢得他们的好感。因此，意大利在讨论中的地位与美国领导层的更替交织在一起——问题不仅在于应如何对待意大利，也在于杜鲁门将如何在一个受其前任个人外交影响的世界中进行谈判。

加入联合国、准入与政治合法性

会议讨论接纳意大利及曾与德国结盟的巴尔干国家时，分歧再次出现。美国和英国主张接纳意大利，但反对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建立民主政府之前接纳这些国家。斯大林质疑他认为前后不一的标准，并指出意大利也尚未举行民主选举。杜鲁门则通过区分准入条件作出回应——人们可以在意大利自由旅行，而西方盟国却无法自由进入巴尔干国家。

这一对比赋予意大利在争论中特定的作用。意大利对访客和外交活动开放，被视为相关证据，但并不意味着当地的每个政治问题都已得到解决。关键在于盟国能否观察当地情况并自由接触。丘吉尔进一步强调这一区别，称意大利是一个开放社会，拥有自由报刊，外交使团也可自由接触；而英国驻布加勒斯特使团据他说实际上受到限制。斯大林驳斥了这一说法。因此，围绕意大利的争论有助于界定与会者所说的民主政府意味着什么——它不仅意味着法西斯主义不复存在，也意味着具备获取信息和对外接触的政治环境。他们的分歧还表明，单一的接纳问题也能暴露出各方对如何履行雅尔塔承诺的更广泛不信任。

意大利在后来的危机盘算中作为关键环节

书中后来以不同的笔调再次提到意大利——它不再是申请加入国际组织的国家，而是欧洲力量平衡中可能失守的一环。杜鲁门在写给妹妹的信中设想意大利崩溃、铁托挺进波河谷地。他担心，这可能使法国的地中海沿岸暴露于俄国占领之下，让铁幕进一步向西延伸，迫使美国撤出希腊和土耳其并做好战争准备。这段文字记录的是一种假设，而非已经发生的事件——意大利崩溃是杜鲁门担忧的一种情景，并非实际发生之事。

这一设想中的连锁反应，使意大利的战略重要性超出了自身国界。在波茨坦的讨论中，核心问题是意大利的政治状况是否足以证明其应获准加入联合国。在杜鲁门后来的盘算中，意大利的稳定似乎关系到法国、地中海、希腊和土耳其的安全。他的信还将预防危机的代价与战争的代价相权衡——让法国和意大利度过冬季并支持马歇尔计划，需要巨额支出，但他以可能爆发破坏性大得多的冲突来衡量这些开支。因此，在叙述中，意大利反复成为战后政治标准的考验，也是防止欧洲危机扩大的整体努力中脆弱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