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

希腊是后来被称为杜鲁门主义的政策转变的核心试验场。书中记述，这里的危机并不只是向一个饱受战争摧残的国家提供援助的问题——英国的撤退迫使哈里·S·杜鲁门决定，美国是否会承担此前由其盟友担负的责任。希腊内战、雅典政府的脆弱处境，以及苏联扩张的可能性，使这一决定既关乎眼前利害，也影响到希腊以外的地区。

希腊与战后危机

自1945年以来，英国军队和财政援助一直帮助希腊保皇派政府在与共产主义游击队的内战中维持统治。在英国正式宣布撤军之前，这场冲突已使希腊成为美国关注的焦点。1947年2月3日，美国驻雅典大使林肯·麦克维报告称，有传言说英国正准备离开。麦克维于2月12日发出的另一份电报则敦促立即考虑向美国寻求援助。随后，担任联合国调查委员会成员的出版商马克·埃思里奇从雅典发来电报，警告说希腊是一颗“熟透的李子”，随时可能落入苏联之手。

杜鲁门此前已向希腊政府表明了关切。1946年秋，他通过麦克维承认希腊的独立是美国的重大利益，并承诺提供大规模援助，条件是希腊政府能够证明民主制度仍在当地存续。这项条件很重要——杜鲁门知道，希腊政府似乎在鼓励不负责任的右翼团体。书中所呈现的美国立场，因此既反对共产主义压力，也批评希腊统治者自身的极端措施。希腊并未被描绘成一个毫无争议的民主盟友；其行为本身也是杜鲁门必须权衡的问题之一。

英国撤军与决策要求

直接的转折点出现在2月21日——英国大使的一份正式通报告知美国国务院，英国已无力承担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费用。艾德礼政府计划从希腊撤出4万名军队，英国经济援助则将在3月31日结束。英国希望美国接过这一重担。这一宣布令人震惊，但也证实了此前已送达杜鲁门办公桌的警告——英国政府曾称其经济处境极其严峻，而严酷的欧洲冬季所带来的压力，更加暴露出英国无力维持海外承诺。

杜鲁门要求迪安·艾奇逊在下周一之前提交报告。艾奇逊、乔治·马歇尔、查尔斯·博伦等人整个周末都在处理此事；马歇尔和艾奇逊与杜鲁门会面时，敦促他立即援助希腊，并在较小程度上援助土耳其。马歇尔认为，英国撤出希腊可能产生远超该国范围的重大影响。仅援助希腊，就需要在1947年剩余时间内拨款2.5亿美元。杜鲁门同意，必须迅速向希腊提供大笔援助。

但摆在杜鲁门面前的问题，并不止于一项具体拨款。乔治·凯南发出“长电报”、温斯顿·丘吉尔在富尔顿发表“铁幕演说”以来，已经过去一年；高级官员一致认为，单纯的援助法案无法体现全部利害。2月27日，杜鲁门邀请国会领袖到白宫。马歇尔警告说，这场危机可能是一系列危机中的第一场，苏联支配可能由此扩展至欧洲、中东和亚洲；他把选择概括为积极采取行动，或因袖手旁观而败退。正如艾奇逊后来所述，阿瑟·范登堡的支持取决于杜鲁门能否向国会清楚说明事态的紧迫性。杜鲁门自己的叙述则强调了马歇尔的警告，以及他对此表示认同。

从援助到一般性政策

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说，以希腊为眼前案例，阐明一项更广泛的原则。他承认希腊迫切需要援助，同时指出希腊政府并不完善，而且美国谴责左右两派的极端措施。他还将土耳其纳入其中；土耳其虽未遭受战争的直接破坏，却仍需要美国支持。因此，这项呼吁将援助两国呈现为应对共同战略危机的举措，同时也以各自的具体处境作为论据基础。

杜鲁门将各国面临的选择描述为自由制度与强制统治之间的抉择。他主张，美国应当支持那些抵抗武装少数派或外部压力所施加的奴役的人民，主要通过经济和财政援助，维持经济稳定及有序的政治进程。希腊构成了这一主张背后的紧迫理由——他警告说，若不援助希腊和土耳其，将会造成深远影响。这篇演说并未把援助视为有限的慈善行动；它将希腊危机描绘成一场考验，检验美国能否在一个国家所承受的压力扩大为对其他国家的威胁之前采取行动。

在叙事中的意义

书中对比了美国表面上的强大与令决策变得紧迫的忧虑。美国的产量和收入不断增长，消费品重新出现在商店里，数百万退伍军人正在上大学。然而，杜鲁门请求拨款4亿美元援助希腊和土耳其，在一些听众听来却像是在号召备战。这种对比有助于说明，为何演说将这项承诺描述为意义重大的决定，而非例行之举——一个繁荣的国家正被要求接受一项持续承担的责任，应对发生在境外的危机。

在书中叙事里，希腊的重要性在于它引发了一连串决策。一场已经爆发的内战和英国撤军将问题带到华盛顿；来自雅典的报告和此前的警告使危险显现；与马歇尔、艾奇逊及国会领袖的磋商，则将一场国家紧急事件转变为制定更广泛政策的理由。杜鲁门在结尾时称，这条道路十分严峻，而另一种选择则更加严峻。这里的材料确立了这项论证及拟议中的援助，却没有说明内战最终如何收场。它所确立的是，希腊如何成为政府公开阐明美国支持抵抗胁迫所涉利害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