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会大厦既是哈里·S·杜鲁门公共生活中的工作场所，也是国家舞台。他以勤勉的参议员身份来到这里，在大厦的走廊间穿行，参与委员会工作；后来又以总统身份重返这里，向国会发表演说，在无数人面前宣誓就职，并在数十年后作为前总统接受参议院的表彰。

参议员的工作场所

杜鲁门日常前往国会大厦的方式，体现了塑造其参议员生涯的习惯。他常在早上七点左右抵达办公室，比大厦里其他人早得多，据说因此领到了一把参议员专用钥匙——这是有史以来首次发放。天气好的时候，他会以每分钟120步的稳定军人步伐，步行数英里前往国会大厦，通常还会在奇尔兹餐厅停下吃早餐。否则，他就乘坐有轨电车，沿康涅狄格大道向南，再沿宾夕法尼亚大道向东，经过白宫后继续前往国会大厦。路线各不相同，但早早出发、目的明确地抵达这一点始终如一。

进入参议院后，杜鲁门最初几年通过实际工作而非仪式来了解这个机构。他几乎从不缺席两个主要委员会的会议，以少发言、认真倾听而闻名。为了准备一项有关铁路财务的工作，他在国会图书馆搜寻铁路管理和历史方面的书籍，直到五十多卷书堆满办公室。国会大厦是他长期学徒生涯的目的地——在这里，委员会调查、审慎观察和充分准备先于声名鹊起。

参议院议事厅也让杜鲁门每天都能观察到国家政治运作所涉及的人物与格局。第74届国会中有69名民主党参议员和27名共和党参议员。贝内特·克拉克坐在杜鲁门前面两排；阿尔本·巴克利和雨果·布莱克等有影响力的参议员坐在第二排，多数党领袖约瑟夫·T·罗宾逊则坐在前排靠走道的位置。杜鲁门早年在议事厅的经历，因此不只是占据一个席位，而是既要熟悉这个机构的人际地理，也要了解它的办事程序。

工作、辩论与政治冲突

杜鲁门的委员会职责有时会使他卷入影响重大的辩论，却并不一定让他成为其中的核心发言人。在围绕富兰克林·D·罗斯福扩大最高法院规模计划的斗争中，他支持总统的立场，却没有参加参议院辩论。他仍把注意力放在铁路调查上；随着参议员惠勒全神贯注于最高法院之争，将大部分工作交给杜鲁门并任命他为小组委员会副主席，铁路调查也变得更加紧迫。六月，杜鲁门发表了截至当时他在参议院最长、也最具胆识的演说——一份调查初步报告。这段经历展现了国会大厦作为政治交锋场所的一面，也表明不那么显眼的监督工作与此同时也在进行。

全国性争议带来的压力也在那里直接落到了他身上。杜鲁门宣布自己对最高法院法案的立场后，愤怒的来信指责他是罗斯福的工具，他的头痛也再次发作。然而，参议院内部的工作也促成了持久的联盟。7月21日，民主党参议员在参议院办公大楼白色大理石党团会议室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多数党领袖。巴克利以一票优势胜出。杜鲁门随即承诺支持他，由此开始了一段此后延续下去的友谊与政治联盟。投票地点在国会大厦之外，但它塑造了参议院的人际关系，而这些关系赋予议事厅许多政治意义。

杜鲁门与参议院的关系有时也会骤然变得剑拔弩张。1938年2月，他在议事厅起身抨击联邦检察官莫里斯·米利根和堪萨斯城的联邦法官。他在演说中指责米利根怀有党派动机，并指控这些法官带有政治偏见。根据对其政治生涯的叙述，这次激烈的发言无益于杜鲁门的声誉，也无益于他所提出的论点；它主要宣泄了积蓄已久的愤怒，或许还让汤姆·彭德加斯特感到满意。因此，这间议事厅既见证了由委员会工作塑造的务实参议员，也见证了有时借助议事厅讲坛宣泄个人与党派怨愤的政治人物。

作为总统舞台的国会大厦

杜鲁门成为总统后，国会大厦从他日常履行职责的场所，变成了他寻求建议并通过国会向全国发表讲话的地方。有一次，他打破了白宫与国会山之间应有的分隔，于中午驱车前往国会大厦，参加一场由两党、参众两院共17名国会议员出席的私人午餐会。他乘坐总统车队抵达，随行有警察和美国特勤局人员，在武装警卫簇拥下穿过大厦走廊——这与他过去独自穿行其间的日子形成鲜明对比。他面色苍白、神情紧张，请求大家帮助他应付自己所说的一份可怕工作，并坦言自己感到不堪重负。

他在国会发表的演说也标志着政策上的转折点。杜鲁门于1945年4月16日首次向国会发表演说，这成为他总统任期早期的一次考验；尽管开场时出现了一点小混乱，国会、新闻界和公众的反应都很积极。1947年，他寻求支持援助希腊和土耳其时，将拟议中的4亿美元援助承诺说成一项严肃的行动，并指出不采取行动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一年后，即1948年3月17日，他再次向国会联席会议发表讲话，敦促通过马歇尔计划、实行普遍军事训练，并暂时恢复征兵。他指出，苏联是阻碍和平的国家。这些演说表明，在国会大厦发表总统论述，关键在于说服立法者，而不仅仅是行使行政权力。

同一个国会场所对杜鲁门的民权纲领也具有重要意义。1948年2月2日，他向国会提交了一份依据民权委员会调查结果撰写的咨文。这是总统迄今提出过的最有力的民权纲领，也是总统首次就这一主题向国会发送特别咨文。在国会大厦的政治轨道上，这项提案既彰显了总统的领导作用，也要求立法者正视一个长期被排除在全国辩论核心之外的问题。

宣誓、重返与纪念

杜鲁门第二次就职时，国会大厦成为一场规模空前的公众盛典的中心。超过100万人聚集一堂，观看他宣誓就职，远远超过1829年安德鲁·杰克逊在国会大厦就职时到场的1.5万至2万人。杜鲁门与巴克利乘坐一辆大型敞篷林肯轿车前往国会山，两人都围着白色丝巾，戴着高顶礼帽。圆形大厅中的礼仪性欢迎仪式拖延了流程；等祈祷、国歌和巴克利的宣誓仪式结束时，时间已接近12点30分。

随后，杜鲁门在冬日寒风中站在国会大厦的柱廊与圆顶前，未戴帽子，举起右手。他的家人坐在附近，与国家官员们在一起。首席大法官弗雷德·M·文森主持宣誓，杜鲁门跟着复诵，左手放在两本《圣经》上——一本是独立城民众赠送的大型古腾堡版《圣经》仿制品，另一本是小型吉迪恩版《圣经》，曾在1945年4月12日他首次宣誓就任总统时使用。这些物品在同一场仪式中连接起两次总统继任，而国会大厦则提供了历久不变的公共场景。

杜鲁门离开总统职位后，这座大厦仍是其人生故事的一部分。1964年庆祝他八十岁生日时，他坐在参议院议事厅，聆听27名参议员向他致敬。这是首次采用一项允许前总统享有进入议事厅发言权的新参议院规则；杜鲁门感动至极，起身时几乎说不出话来。后来，同一间议事厅举行的纪念致辞回顾了与他总统任期相关的决策，包括使用原子弹、创建联合国、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柏林空运、承认以色列、北约、介入朝鲜战争以及军队服从文官控制。这间曾衡量他学徒生涯与政治冲突的议事厅，最终成了参议院阐释其政治遗产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