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出租车司机遇袭事件

伦敦出租车司机遇袭事件使让-克洛德·佩尔蒂埃、曼努埃尔·埃斯皮诺萨和莉兹·诺顿之间的关系发生暴力性的破裂。一名巴基斯坦籍司机质疑三人的谈话并出言侮辱他们后，埃斯皮诺萨和佩尔蒂埃在伦敦街头袭击了他，诺顿则恳求他们住手。司机身受重伤，但幸存下来；然而，幸存并不能抹去两人的选择——这件事让他们关于嫉妒和暴力的谈论变成了实际行为，他们虽为此后悔，却仍继续责怪受害者。

起因与背景

那天晚上较早时候，诺顿、佩尔蒂埃和埃斯皮诺萨吃晚餐时谈到了嫉妒——它造成的破坏性后果、所谓的不可避免性，甚至它的吸引力。他们在出租车上继续谈论。司机起初默默听着，随后用自己的语言开口；诺顿告诉他他走错了路，并为他指出街道时，司机承认伦敦的街道把他弄糊涂了。接着，埃斯皮诺萨开玩笑说，司机无意间附和了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把伦敦描述为迷宫的说法。诺顿回答说，查尔斯·狄更斯和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更早也用过同样的比喻。

司机回答说，他或许不认识那些作家，但他懂得体面和尊严。他用厌女的侮辱言辞斥责诺顿，还称两名男子是皮条客和骗子。他的话把争论从文学玩笑变成了直接冲突。侮辱是暴力发生的直接导火索，但随后展开的袭击是两名男子自己的选择——司机的冒犯并不能解释袭击持续的时间或严重程度。

袭击

三人叫司机停车，随后下了车。司机把车停靠路边，打开计价器，告诉他们应付的车费。诺顿和佩尔蒂埃还未从刚才的争执中缓过来，埃斯皮诺萨便打开司机一侧的车门，把他从车里拉了出来。他开始踢打司机；埃斯皮诺萨示意后，佩尔蒂埃也加入了。诺顿大声叫他们住手，并说暴力只会加深司机对英国人的仇恨。两人没有理会她，在司机倒地后仍继续袭击。

他们辱骂时提到了伊斯兰教、萨尔曼·拉什迪、巴黎和纽约的女权主义者，以及瓦莱丽·索拉纳斯。这些说法并未使袭击成为出于原则的干预——两人一边踢打一个无力反抗的人，一边用这些话嘲弄他。事件中公开言辞与私下行为之间的反差十分鲜明。两人先前仿佛把嫉妒当作一个供人探讨的观念；此刻，他们却诉诸暴力，还给自己的行为贴上文化和政治口号。

殴打结束后，三人短暂地感到一种令人不安的平静。佩尔蒂埃和埃斯皮诺萨以为自己可能已经杀死了司机。诺顿俯身查看他的脉搏，发现他还活着并且仍在呼吸。埃斯皮诺萨开车，三人离开了那里。他们越过泰晤士河，在老马里波恩附近下车，步行了一阵。他们想向诺顿解释，但她不让他们送自己回家。

事发后的即时情况

第二天早晨，佩尔蒂埃和埃斯皮诺萨翻看报纸和小报，寻找有关司机的消息，却一无所获。后来他们从诺顿那里得知，一群人——很可能就是她看见从加登街出来的那群人——发现了司机并报了警。一则当地电视新闻报道说，司机有四根肋骨骨折、脑震荡、鼻骨骨折，上牙也脱落了；他当时正在医院。报纸没有立即报道，并不意味着袭击未被发现，也不意味着受害者没有承受后果。

当天下午三人见面时，诺顿先让两名男子谈了他们对亚历克斯·普里查德和戈耳工的担忧，随后才说，前一夜发生的事是她无法解释的。两人问起司机时，她告诉了他们他的伤情。埃斯皮诺萨说，那些侮辱让他失去了控制，袭击是他的错。诺顿告诉两人，最好暂时不要再见面，因为她需要思考。佩尔蒂埃表示同意。埃斯皮诺萨说，她不再见自己似乎公平，但不该不见佩尔蒂埃；佩尔蒂埃平静地责备了他，埃斯皮诺萨也意识到自己的区别对待很愚蠢。

悔意与自我辩解

接下来的几天里，佩尔蒂埃和埃斯皮诺萨各自感到后悔。埃斯皮诺萨思索自己的行为是否表明自己是个暴力、仇外的反动派。佩尔蒂埃则介意自己在司机已经倒地后还踢了他，认为那既不光明正大，也没有必要。两人的不同说法分别指出同一行为的不同方面——埃斯皮诺萨质疑暴力揭示了自己怎样的品性，佩尔蒂埃则聚焦于一个已经暴力的反应何时明显变得过分。

内疚并没有促使他们明确承担责任。在一通长时间的电话交谈中，两人说出自己的恐惧并互相安慰，随后又回过头来，指责司机才是真正的反动派、厌女者、暴力者和不宽容者。他们认为司机把他们激怒到如此地步，实际上等于主动招来了袭击。叙述进一步指出，如果司机在那种时刻再次出现在他们面前，两人可能会杀了他，这使得这种辩解格外令人不安。他们的悔意与持续的敌意并存，并未彼此抵消。

后果与叙事意义

这次袭击改变了三人关系的性质。诺顿提出保持距离，打断了她与两名男子之间原有的相处方式；袭击不再只是他们可以共同讨论的事情，因为诺顿亲眼目睹了他们的暴力行为，必须决定如何面对。佩尔蒂埃和埃斯皮诺萨后来共同感到内疚，彼此私下安慰；但这种亲密也帮助他们维持了共同的说法，继续把司机视为真正的过错方。

有一段时间，两人忘了每周去伦敦的行程，也不再担心普里查德和戈耳工，甚至暂时搁下了寻找贝诺·冯·阿奇姆博蒂的事。他们的学术论文变得敷衍，大部分工作都交给助理完成；这些助理是他们通过含糊许诺工作或更高报酬招来的。在另一处情节中，一名同事讲授阿奇姆博蒂与战后德国文学中的羞耻时，佩尔蒂埃和埃斯皮诺萨去了柏林的一家妓院；后来，他们在其他城市也有类似经历，最终成了惯例。因此，这次袭击的后果不止于眼前的警方和医疗处置——它持续成为两人内疚的来源，而他们则试图借助分心和习惯重新开始生活。

这一情节也处在一项更广泛的叙事关注之中——哪些死亡会进入社会视野，哪些又会被淹没在背景里。后文的一段讨论把某些谋杀案曾受到的公众关注，与社会对大规模死亡相对沉默的态度作了对照，其中包括奴隶船上的死亡和巴黎公社时期的死亡。在圣特雷莎，女性遇害者从1993年1月起被计入统计，但叙事也承认，早先的受害者可能未被记录、已经失踪，或在没有身份确认的情况下被埋葬。这些事件与出租车司机遇袭并不相同，但把它们并置起来，凸显了一个反复出现的区别——一件有明确名称、可以报道的事件，与社会可能忽视的累积性暴力之间的差别。司机遭到殴打一事有人目击、有人报道，也有人讨论；女性死亡这一更广泛的模式却一次次遭遇社会不予承认。袭击在这种叙事结构中的位置令人不安——那些寻找一名失踪作家的批评家，能够辨认伦敦街头的暴力，却仍把自己的过错改写成受人挑衅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