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伯特·凯斯勒对圣特雷莎的调查，既是对犯罪现场的巡视，也是对官方机构愿意看见什么的一次检验。这位前联邦调查局探员受邀前来进行警务培训，却转而考察城市遭忽视的街区、道路和垃圾场，并公开指出女性面临的危险，以及警方缺席于某些街区的状况。他的调查将这些谋杀案置于更广阔的城市社会与跨境背景之中，但并未带来可证实的解决结果——调查最有力的揭示，涉及城市的割裂、官方合作的局限，以及有罪不罚现象的持续存在。

官方邀请与公开宣传

七月底，圣特雷莎和索诺拉州当局邀请凯斯勒来到这座城市。市长称，他此行是为一组选定的警员提供十五小时的专业培训，并否认聘请前联邦调查局探员就等于承认墨西哥警方失职。他把圣特雷莎描述为一座工业强市，并称这座城市发生的连环杀戮案，使其成为培训警员制止一种以往罕见、近乎前所未有的犯罪的合适地点。

凯斯勒的抵达被安排成一场城市欢迎仪式。他先飞往图森，随后乘坐一架小型飞机前往圣特雷莎。在机场，市长在一支流浪乐队演奏时迎接他；办理海关手续时，市长从海关官员手中拿过印章，亲自为凯斯勒的护照盖章，并摆出姿势供摄影记者拍照。这场精心安排的欢迎仪式让凯斯勒在开始调查之前便成为公众人物；海关官员的不悦，则为官方团结的表象提供了一处小小的反衬。

在市政厅举行的记者会上，主办方也试图以谋杀案以外的角度界定此次访问。记者询问凯斯勒能否查阅案件档案、他对电影和犯罪作家有何看法，以及美国是否也可能发生类似系列谋杀案。凯斯勒回答：“无可奉告”，向记者致谢后便前往酒店。因此，此次访问的公开宣传把调查的严肃性与围绕名人的问题混在一起，却没有证明他已经拿到档案或获得不受限制的调查权。

自主规划的城市考察

凯斯勒很快便不再局限于正式课程。第一天，他查看酒店的电脑和互联网设施，查阅英西词典，并打了一通电话，随后安排乘出租车出行。他没有接受常规路线，而是让司机驶向棚户区、加工出口工厂周边地区和非法垃圾场。这趟约两小时的行程经过若干市中心及邻近边境的街区，但凯斯勒认为这条初步路线不足以实现他的目的。

第二天，凯斯勒吃过早餐并查看犯罪报告后，为二十四名经过挑选的警员作了一场闭门讲座。随后，他在司法警察办公室查看用于识别嫌疑人的电脑。下午，他和两名会说英语的督察，前往他事先根据交给他的档案选定的十处地点，另有一辆警车跟随。在波德斯塔沟谷，他对照城市地图做笔记；在布埃纳维斯塔，他留在车里标注地图；到了塞罗埃斯特雷亚，尽管随行人员不确定他的选择，他仍坚持下车步行。

这趟行程继续经过马约雷纳社区、普埃布罗阿苏尔公路沿线的街区、边境附近的社区和卡内阿公路。在拉维斯托萨社区，一名督察承认，警方几乎从不去那里。督察们解释说，该地区由毒品交易帮派控制；凯斯勒则思量一路经过的贫困地带和支离破碎的城市景观。之后，他让一行人前往埃尔奇莱——该市最大的非法垃圾场。加工出口工厂的卡车、市政垃圾车和私人垃圾车都会把废物运到那里。这个垃圾场固然重要，但凯斯勒认为，女性最常遭绑架的街区更能揭示问题。

作为证据的城市

圣特雷莎的地理环境为调查提供了更广阔的框架。城市西郊有未铺设路面的街道和用废料拼搭的房屋；在遭忽视的市中心，老拱廊和广场与办公楼及匆忙的街头生活并存。再往东，维护妥善的中上阶层社区逐渐过渡为较贫困的街区。北部的废弃工厂和棚屋、酒吧、小旅馆及更为零散的贫困社区一路延伸至边境。南边则有铁路线、非正式足球场、堆满垃圾的沟渠，以及加工出口工厂构成的工业地平线。城市似乎向四面八方扩张，街区和基础设施都跟不上增长。

凯斯勒的行进路线使这种不均衡成为调查事实，而非单纯的背景。他考察的街区包括东南部的基诺社区、拉维斯托萨、雷梅迪奥斯·马约尔和拉普雷西亚达；西部的拉斯弗洛雷斯社区、普拉塔社区、阿拉莫斯和洛马斯德尔托罗；以及工业园附近和鲁本·达里奥大道、卡兰萨大道沿线的街区。他还指出了东北部的圣巴托洛梅、瓜达卢佩·维多利亚、努埃瓦城和拉斯·罗西塔斯等街区。他告诉记者，像他这样的人白天走在那些街上都会感到害怕。他说，女性夜间外出既危险又鲁莽；远离主要公交线路的许多街道照明不足，甚至完全没有照明。

小说其他地方对圣特雷莎的叙述，有助于说明此类考察的实际意义。在城市北缘，一道围栏将墨西哥与美国隔开；围栏另一侧是亚利桑那州的沙漠。在美国一侧，阿道比是一条很长的街道，沿路分布着房屋和家电商店，尽头是边境检查站。进入墨西哥还要接受另一轮检查，并出示证件、填写表格。这并非一个单一且封闭的管辖区——工人、货物、车辆和人员在边境地带流动，正式检查站与工业供应路线以及警方常规巡逻不到的街区并存。

制度局限与不平等的可见性

调查的官方宣传并不保证合作或问责。市政当局可以把凯斯勒的访问宣传为专业培训，而市长、警察局长、州政府官员和调查人员却各自处于一个割裂体系的不同位置。凯斯勒尚未见过警察局长佩德罗·内格雷特，尽管陪同他的督察称内格雷特曾任司法警察，是一名有影响力的人物。他们谈及内格雷特时显得局促，这暗示此事颇为敏感，但仅凭这一点并不能证明存在某种具体的阻挠。

个别案件的处置显示，如果对死亡事件只是办理手续而没有持续调查，可能会出现什么后果。三月，电台记者伊莎贝尔·乌雷亚离开餐馆后遭到杀害。她所在的电台和报纸连续三天报道此案，之后这起谋杀便被解释为一次未遂抢劫、精神疾病患者或吸毒者的袭击，或者可能是一起中美洲战争老兵所为，目的是筹钱前往美国。案件没有进行尸检，弹道分析也从未公开，后来在圣特雷莎至赫莫西约的运输途中遗失。各种说法仍只是可能性，并非已确立的结论；尸检缺失，分析材料又遗失，使该案没有留下有可靠记录支持的解释。

另一起案件很快便被搁置遗忘。埃米莉亚·梅纳·梅纳遇害案的主要嫌疑人、她的男友，在警方抵达他家之前便已失踪。警方拘留了他的几名亲属数日，并追查他在城镇古斯曼城的一处地址，却没有发现他的踪迹。五天后，这起调查仍未完成，另一名女性的尸体便在一处学校运动场附近被发现；从那里可以俯瞰亚利桑那州，以及墨西哥一侧的工业废墟。故事另一处还提到，胡安·德·迪奥斯·马丁内斯从忏悔者案调去调查持械抢劫案，因为嫌疑人失踪、调查停滞，而且部门调查人员有限。全天候守在教堂周边的警员也被调去处理被认为更紧急的案件。这些例子表明，不同案件的卷宗、失踪人员和资源分配优先次序，可能把更广泛模式的问题搁置起来，而不是解决它。

跨境疑云与调查意义

边境也使暴力事件的解读更加复杂。亨茨维尔警长失踪后，有报道指他最后一次露面是在圣特雷莎；美国领事亚伯拉罕·米切尔于是拜访了市长和警察局长。警察局长强调，每天都有游客经过这座城市。尽管如此，当局还是允许领事代表查看自1994年11月以来发现的身份不明尸体照片；没有一具尸体被认定为这名警长。领事官员猜测，这名失踪者可能在沙漠中自杀，或者去了佛罗里达，但两种可能都未得到证实。这一事件显示跨境调查的能力及其局限——美国官员可以请求查阅资料，但搜寻既未能确认身份，也没有查明失踪事件的确切经过。

这座城市的经济状况同样无法用繁荣与贫困的简单二分法概括。楚乔·弗洛雷斯称，这是一座大型的真实城市，拥有工厂、加工出口工厂、较低的失业率、可卡因贩毒集团、不断涌入的工人、中美洲移民，以及无法承载人口增长的城市基础设施。他把金钱与贫困、暴力与对和平的渴望、官僚体系与想象力并置。他的结论是，圣特雷莎缺少时间。这句话与凯斯勒的考察相呼应——城市增长和工业活动正在眼前发生，而警方的覆盖范围、调查能力和公共安全却落在后面。

凯斯勒的调查揭示了官方承诺制止杀戮，与使案件长期悬而未决的现实状况之间的差距。调查的力量不在于确认逮捕了谁或宣称已经解决案件，而在于通过走访和比较汇集的证据——照明不足的街道、警方很少进入的区域、工业景观与垃圾场、遗失或被弃置的调查记录，以及注意力一再被转移的情况。调查重新界定了这些谋杀案，使其不再只是孤立的谜团，而是与一座城市相连——这座城市迅速扩张，拥有跨境经济，却没有相应可靠的公共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