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奥·萨默对屠杀希腊犹太人的叙述，将有组织的杀戮呈现为一连串行政决策——一列火车抵达，当地官员商议如何处置，之后一批又一批的人从一间废弃的制革厂被送往村外的洼地。这并非一篇冷漠无情的编年记。萨默把事情讲给汉斯·赖特听，坚称自己是公正的行政人员，亲手杀害犹太人有悖本性；然而，他的叙述记录了自己监督他们死亡、最终又抛下幸存者的决定。他的官僚语言与所描述的暴行之间的落差，是这一事件意义的核心。

命令与最初的决定

萨默说，一道突如其来的命令将五百名来自希腊的犹太人置于他的管辖之下。他不确定他们究竟是希腊人、匈牙利人、克罗地亚人还是塞尔维亚人，但最后决定称他们为希腊人。他强调自己管理的是民事行动，并非军事行动或党卫军行动，也没有负责这项任务的专门人员。这些辩解确立了他的自我辩护框架，却没有改变他的所作所为——他签署文件，确认火车已经抵达，并接管了车上的人。

在车站，萨默起初拒绝打开车厢，声称是担心疾病。他联系了一位与海乌姆诺附近营地有关联的熟人，却没有得到立即可行的办法。铁路人员坚持火车必须在当晚离开后，他同意卸下车上的人。车厢打开时，已有八人死亡。萨默命令把幸存者带到一间废弃的制革厂，并为他们买面包，随后回去处理他所说的紧急事务。提供面包这一小小举动，与他将这群人拘禁起来并寻找处置办法的决定并列出现。

一名秘书提议让部分犹太人在当地做工。萨默安排约五十人组成每队十人的清扫队，在村里扫街，随后继续安排他们到别处的工厂劳动。他再次致电海乌姆诺时，仍在设法找一家机构接收这群人。叙述并未将这些安排描述为保护措施——制革厂、清扫队和联系其他营地，都是萨默管理这群自己明知身处险境之人的步骤。

在当地组织的杀戮行动

萨默说，一次电话交谈后，他明白自己被要求亲手处置这些希腊犹太人，并承担风险。他请市长、消防队长、警察局长和退伍军人协会负责人到一家俱乐部碰面。当地官员一边喝咖啡、吃面包，一边讨论其他营地和可能的联系人。萨默让他们先谈各种替代方案，之后才告诉他们命令毫无商量余地，并询问该如何执行。这一场景把计划中的杀戮置于日常的市政事务与谈话之间，而不是遥远的指挥中心之中。

考察了几个可能的地点后，萨默选定镇外约十英里处一处偏远的洼地。他召集警察、办公室职员、司机和自愿帮忙的农民，在日出前派他们出发。第一批人把犹太人从制革厂送往洼地；回来的人报告说，行动按计划进行。萨默询问现场是否一片混乱，表明他在监督整个过程，尽管他选择不再追问细节。第二天，行动更换了部分人员后再次进行，杀戮以轮班分组的方式继续。

到那周末，八队清扫人员——共八十人——已经消失。萨默描述了参与者承受的压力——农民退出，警察抱怨神经紧绷，办公室职员拒绝参加或病倒。他自己也说健康每况愈下。他没有停止杀戮，反而招募了村里十五名年轻足球运动员。他给他们酒、面包、香肠和供家人食用的物资，然后派他们在持枪警察的陪同下前往洼地。他还下令不许任何犹太人离开制革厂。因此，这项行动以食物和酒招募男孩，同时由萨默继续控制被关押的人群。

掩盖、疲惫与中断

随着万人坑逐渐填满，萨默告诉手下，把发现的东西都盖起来，再到别处挖坑——他说，目的不是发现东西，而是不发现东西。最后，他命令他们挖一个更深、更宽的坑。工作在降雪和恶劣天气中继续进行。几个男孩醉得站不起来；五人患上肺炎，其中两人后来死亡。萨默送食物给他们的母亲表示慰问，而犹太囚禁者仍受这项行动摆布。他在叙述中将这些对当地人的关照举动，与继续利用男孩和警察实施杀戮的做法并置。

清点结果显示，扣除那些在途中、制革厂里或洼地中死亡的人后，萨默手下仍有一百多名犹太人活着。他暂时停止行动，因为警察、志愿者和男孩都已精疲力竭。男孩回去踢足球，警察回去执行公务，农民则回到各自的农场。外部没有任何权力机构表示关注这些囚禁者，萨默于是重新组织清扫队，并把不超过二十人的一组派去农场做工，由农民负责看管。因此，这次暂停是施暴者体力所限的结果，而不是释放或保护犹太人的决定。

一项要求疏散该地区德国人的新命令改变了萨默的优先事项。他询问该如何处置犹太人，却没有得到答复。他安排当地居民向西撤离，并在其他人离开后留在村里。远处传来炮声时，他去看望犹太人，告诉他们离开；随后，他带走看守他们的两名警察，把他们遗弃在制革厂里。他把这称为自由；这个词暴露了他选用的说法与他们被遗弃时危急处境之间的距离。叙述没有交代这些被遗弃的幸存者后来如何。

叙述中的自我辩护及其意义

萨默告诉赖特，自己曾是公正的行政人员，有时本能会促使他做善事，而战争的种种变故则迫使他做坏事。他预料波兰男孩会指责他毁了他们的童年，随后却把责任推给酒、足球和他们的母亲。最后，他声称，换作任何人处在他的位置，都会亲手杀光所有犹太人，而他没有这么做，是因为那不符合他的本性。他刚讲述的故事却与这一说法相矛盾——他并非亲自实施了每一次杀戮，但他选定地点、召集参与者、下达命令、继续关押犹太人，并持续推进行动，直至战时撤离迫使他改变做法。

小说的叙事框架使萨默的证词不止是一份事件记录。他的回忆提供了具体细节，却不断以不确定的说法、行政语言和对个人性情的强调来淡化责任。行动不仅依赖来自别处的命令，也依赖当地人的选择，包括动用警察、雇员、农民和村里的男孩。他在结尾的辩解试图将自己的行为与亲手杀人区分开来；然而，这段叙述展现的恰恰是，大规模谋杀如何通过分派任务、例行事务，以及叙述者持续努力把共谋说成无奈的管理行为而得以组织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