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马尔菲塔诺开始听见那个声音
2666奥斯卡·阿马尔菲塔诺在一次出游前夜开始听见那个声音,这次遭遇将一个普通的居家夜晚变成对信任对象的考验——他的感官、他的推理,还是声音所声称的亲属关系。声音起初令他害怕,随后引他交谈,最后让他回去做照料家务的琐事。这一事件始终没有定论,既可能是超自然造访,也可能是感知危机;其后续则发生在圣特雷莎持续不断的暴力与社会动荡之中。
初次相遇
出游前一晚,声音第一次对阿马尔菲塔诺说话。他承认自己或许早些时候也听见过声音,只是误以为那是别人谈话的一部分或梦境;但这一次,他确信声音是在对他说话。声音直呼他的名字,告诉他不要害怕。这番安慰反而产生相反效果——他害怕得赶紧跑到罗莎的房间,检查窗户插销,并打开灯叫醒她。
阿马尔菲塔诺没有告诉罗莎自己听见了什么。他只说自己有些紧张,以为听见了声响。他亲吻她的脸颊,抚摸她的头发,然后离开房间,灯仍亮着。他到院子里寻找某个人,却没有找到任何人。挂在晾衣绳上的几何学书还在那里,旁边是袜子和罗莎的裤子;大门和街上只见一条狗朝马德罗北街走去。回到屋内后,他锁好门窗,从抽屉里拿出一把短柄厨房刀,坐到桌旁,桌上放着一本关于德国与法国哲学史的书。他先采取身体上的防范措施,之后才试图解释这件事——他四处搜寻、确保房屋安全并拿起武器,同时仍在判断这番经历是否真实。
关于恐惧与亲属关系的交谈
声音再次出现,向阿马尔菲塔诺道歉,并请求他不要把这次相遇视为对其自由的侵犯。他被这种说法惊到,打开一扇窗向外张望,却看不到声音的来源。声音的态度既亲密又闪烁其词——它给予安慰,却又仿佛自己也面临困境,需要得到宽恕。
之后的一次交谈中,声音要求阿马尔菲塔诺像个男人,并使用了侮辱同性恋者的言辞。随后它坚持说自己是在打比方,并声称欣赏某些诗人、画家和政府职员。这一段并未消除其中的矛盾;声音声称自己与这类侮辱无关,却又反复使用相关言辞,两者并不协调。阿马尔菲塔诺没有逃走,也没有叫醒罗莎,而是留在办公室里,最后告诉声音自己在听。
声音提议阿马尔菲塔诺把它当作祖父,称它为“诺诺”。它询问他的私事,同时告诉他可以不回答。阿马尔菲塔诺回答说自己不会逃跑。声音承认自己几乎看不清东西,并说它正设法让一只脚留在阿马尔菲塔诺的家里。它称这是双方期望建立长久互利关系的第一天。这番话建立了一种关系,却没有确定说话者的真实身份——声音提出了一个家庭角色,但它对自身来历的说明仍不确定。
平静、疯狂与声音的劝告
这场交谈的核心是声音坚持认为,平静是唯一不会让阿马尔菲塔诺失望的东西。它宣称,道德、责任、诚实、好奇心、爱情、勇气和艺术都可能辜负他。阿马尔菲塔诺反驳说,勇气和对子女的爱不会如此。这番对话使平静与其说是确定的答案,不如说是一项有争议的原则——阿马尔菲塔诺虽然害怕,却并未接受声音对人际牵挂所作的悲观论断,而是提出反驳。
他问平静是否是疯狂的反面。声音答说不是,并安慰他,说他没有失去理智,还把两者的相遇说成一次普通交谈。但这番保证无法让他确信。第二天,阿马尔菲塔诺想到自己可能正在发疯,也意识到这种可能性并没有熄灭他的快乐或兴奋。与此同时,他设想如果自己的状况恶化,罗莎会面临什么后果——她或许可以带着足够的钱回巴塞罗那重新开始,而他则可能被关进圣特雷莎或赫莫西约的精神病院。他的推想将这种不安的可能性具体化,把恐惧与他作为父亲的责任联系起来。
声音还指引阿马尔菲塔诺去做一些日常事务。它让他检查门窗是否关好,并找点有用的事做,比如洗碗。阿马尔菲塔诺照做了——他洗净碗碟和厨房台面,从水龙头喝水,并在凌晨五点把脏衣服放进洗衣机。他再次看了看院子里纹丝不动、挂在晾衣绳上的几何学书,随后发现没有别的东西需要收拾,便坐下来,断断续续地回应声音。家务日常让这场交谈产生了实际结果——它没有解开声音身份之谜,而是将他的惊慌引向有益于他和罗莎的劳动。
解释、后续与背景
阿马尔菲塔诺直接问声音是否是他祖父的鬼魂时,声音否认了这种解释,称自己是他父亲的灵魂。它补充说,他的祖父已经不记得他了,而父亲永远不会忘记他。这只是一个说法,并非证据。声音没有说明自己如何到来,只是要求阿马尔菲塔诺相信它的安慰,相信他没有什么可怕的。它给出的建议仍然平凡而居家——洗东西、锁好房子,然后睡觉。
阿马尔菲塔诺照做,在六点过后入睡,九点时被罗莎叫醒。虽然他觉得状态格外好,却听不懂上午的课。午饭时,他避开佩雷斯教授和其他同事,挑了一张较远的桌子,回想前一夜的经历。他惊讶地发现,自己可能发疯的想法并没有减弱他的兴奋。因而,他初次遇见声音既没有消除他的疑虑,也没有妨碍他继续日常生活;两者仍然令人不安地并存。
他基于唯物主义立场否认鬼魂的存在,同时回想起自己童年在智利南部时,人们谈论的超自然存在。他没有排除鬼魂的可能,却先尝试其他解释。他想到迷失的灵魂、赫莫西约的一位先知,以及父亲的灵魂;接着他推断,声音使用的墨西哥词汇听起来不像他父亲的说话方式,尽管在他看来,声音流露出的恐同倾向似乎更像父亲。这一场景没有证实任何一种可能。相反,场景在哲学怀疑、回忆与推想之间转换,使声音始终保持为一个无法解释的存在。
这一事件也将阿马尔菲塔诺的个人恐惧置于一座受到公共暴力侵扰的城市之中。同一夜,圣特雷莎警方又发现一具少女尸体。第二天下午,阿马尔菲塔诺走过中央广场时,看见一些女性在市政厅外抗议,要求结束有罪不罚与腐败,并要求调查女性失踪和遇害案件时做到透明。佩雷斯教授邀请他参加一场晚宴,宴请三位来自墨西哥城的女权主义者;罗莎接受了邀请,阿马尔菲塔诺也没有反对。声音的警告与公众抗议并没有通过某种解释联系起来,但两者的并置将家庭生活中的脆弱处境与这座城市悬而未决的危机放在了一起。
叙事意义
第一次交谈通过话语与行动呈现这个声音,而不是提供一个经过证实的超自然来源。声音叫出阿马尔菲塔诺的名字,采用家庭关系的语言,自相矛盾,并提出实际要求。因此,它的权威只是暂时的——阿马尔菲塔诺会听从并照做一些指示,却也会质疑它的说法,并根据自己的信念和责任加以衡量。
这一事件的张力源于感受与解释之间的落差。阿马尔菲塔诺还来不及理解,就已经作出反应——他检查罗莎的房间,到屋外搜寻,锁好房子并拿起一把刀。之后,他可以考虑自己或许正在发疯,却没有放弃怀疑态度,也没有失去快乐。挂在晾衣绳上的几何学书在这个动荡的夜晚反复出现,成为一件固定的物品——阿马尔菲塔诺搜寻时先看见它,照着声音的指示做事时又再次看见它。这段经历没有以揭示说话者身份告终,而是以睡眠、次日的工作,以及持续存在的问题收尾——阿马尔菲塔诺该如何保护罗莎,而他们身处的又是怎样一个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