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尼卡洛宫
加西亚医生的病人贝尼卡洛宫是瓦伦西亚的一处地点,在这里,曼努埃尔·阿罗约·贝尼特斯的忠诚成为政治信任与个人风险的问题。在与胡安·内格林会面时,这座宫殿将一条秘密联络渠道与西班牙共和国政府对内部冲突的应对联系起来,也成为阿罗约接受任务、继而以伪造身份前往马德里的地方。
秘密的信任渠道
贝尼卡洛宫的会面源自一条刻意与公务分开的联络渠道。巴勃罗·德·阿斯卡拉特想直接向内格林汇报并了解他的看法;这一安排建立在两人相互信任,以及他们都不信任上司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基础上。这种保密安排也使阿罗约身陷险境——如果拉尔戈·卡瓦列罗发现,这位大使派驻伦敦的代表私下与一名政府成员互通消息,阿斯卡拉特和内格林就会否认曾指派阿罗约,使他暴露为独自行动的密谋者。阿斯卡拉特坦率地告诉阿罗约,他可以拒绝,因为任务失败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从伦敦到危险任务
阿罗约接受了先前的任务,在内格林担任财政部长期间充当秘密中间人。他很高兴能回到西班牙,重见熟悉的阳光、听到熟悉的语言,但也发现自己擅长这类工作。内格林出任政府主席后,这项任务便告结束。1937年5月29日,内格林上任还不到两周,便召阿罗约到宫中的办公室。他看起来苍老而疲惫——肩负重任使他睡眠不佳,饮食也不规律。阿罗约意识到,在危机时刻接掌西班牙共和国政府所付出的代价。
内格林告诉阿罗约不必向他道贺,接着解释说,召他前来是因为信任他。当时的政治背景是巴塞罗那起义及其后续影响——政府担心内部冲突再度爆发,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领导人已遭拘押,安德烈斯·宁则已失踪。内格林请阿罗约承担一项新任务。十二个多小时后,阿罗约回到宫中接受任务,内格林显露出激动、自豪和担忧之情,并警告他,一旦发现危险迹象就立即逃走,不要拿性命冒险。
在宫中建立的身份
宫中会面的后果很快在马德里化为现实。1937年6月28日,阿罗约用一份通过共和国国家安全总局签发、但将他登记为拉斐尔·奎斯塔·桑切斯的证件,在一家旅馆办理登记。这段身世完全是捏造的——证件称他是一名政府职员,出生于塔拉韦拉-德拉雷纳,属于西班牙总工会,已婚,居住在瓦伦西亚。这是阿罗约此后使用的众多假身份中的第一个。
战后,阿罗约把同一身份的证件交给吉列尔莫·加西亚·梅迪纳。他解释说,原来的拉斐尔·奎斯塔·桑切斯比阿罗约大六岁,已婚并且是工会成员;而吉列尔莫使用的版本则设定他为二十五岁的未婚男子,没有左翼政党或工会成员身份,居住经历也不同。这个身份的细节可以按使用者的需要加以改动;证件经过精心设计,足以经受审查,连印章都是复制的,公文签名也是仿制的。证件转交他人,使宫中那次信任之举转化为保护另一条生命的手段。
在证件与避难的历史中反复出现的地点
这座宫殿的意义并不局限于阿罗约战时的任命。相关场景呈现出一种反复出现的模式——证件既会使人暴露在国家权力之下,也能提供规避这种权力的途径。在马德里,假身份让阿罗约得以在监视之下开展工作;后来,另一套证件又帮助吉列尔莫通过政府机关而不引人注意。在其他地方,伪造或改作他用的档案也助战犯逃亡——扬·施密特凭借市政证明变成约翰内斯·格伦瓦尔德,阿德里安·加利亚多则以何塞·帕切科·埃尔南德斯之名工作。
从这段更广泛的历史来看,贝尼卡洛宫象征着私人情谊转化为公共行动工具的时刻。内格林的信任使阿罗约承担一项风险无法完全由自己掌控的任务;阿罗约接受任务后获得的假身份,后来又成为可转交他人的保护手段。因此,人们记住这座宫殿,不只是因为它是一间办公室,更因为它是忠诚、秘密活动与行政身份冒用首次交汇于阿罗约情报工作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