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科夫作为一个计划中的避难地，出现在索尔·伯恩斯坦的家族史中——1919年科日采纳发生屠杀后，他的母亲萨拉准备带着女儿阿加尔迁往那里。这座城市的意义，因家人分散在克拉科夫、华沙和科日采纳各地的命运，以及索尔最终在美国幸存下来而更加凸显。

屠杀后考虑的避难地

这个家庭与克拉科夫的关联，始于屠杀以及萨拉的丈夫亚伯拉罕遇害之后。家族生意毁于一旦、行李也已收拾好，萨拉计划带着阿加尔前往克拉科夫。这是面对灾难时的务实应对，是朝着一个她们希望能重新开始的地方迁移；文中并未说萨拉和阿加尔最终真的踏上了旅程。

家人分散在各座城市

一张摄于1919年4月12日、索尔举行犹太成年礼时的照片，留存了家人在后来四散之前的一次团聚。十六个人在科日采纳的餐厅里合影。阿加尔当时已住在克拉科夫，丽贝卡在华沙，林卡则和萨拉在一起。这张家庭合影由此将一个家人已分居各地的家庭凝聚在同一画面中。

四散各地并未带来长久的安全。到1946年5月21日，照片中的十六人只剩两人还活着。索尔的叔叔埃弗拉伊姆在屠杀后移居美国，并一直等到索尔举行犹太成年礼时才带他一同前往。这次离开使索尔免于遭受亲属在普拉绍夫集中营、华沙隔都或奥斯维辛遇害的命运；叙述中，渡过大西洋的三兄弟得以幸存，与家族遭受的毁灭形成了鲜明对照。

克拉科夫在失落的地理版图中

克拉科夫并非通过街道或日常生活场景呈现。它因萨拉的计划和阿加尔的居住地而进入故事，成为一幅以流离失所和谋杀为标记的家族地图上的一个地点。与华沙和科日采纳并置时，这座城市既意味着屠杀之后逃离的可能，也显示了迁往别处无法保证什么。它在叙事中的力量，来自这种凝缩的对照——在几乎整个家族都遭遇劫难的历史中，这里曾是一个被考虑过的避难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