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布哈林
视差之见尼古拉·布哈林主要是通过他在20世纪20年代末苏联危机中的派系立场呈现的——他是与布哈林派相关的人物之一;布哈林派曾与斯大林派共享权力,之后斯大林突然推行快速工业化和强制集体化。书中没有提供布哈林的个人传记或其个人行动的详细记录;他在此处的重要性在于,局势的逆转使其联盟的政治立场变得脆弱,也让对手的批评突然失去了时效性。
身份与政治立场
1927年,斯大林派和布哈林派组成了执政联盟。他们的政策安抚私人农民,因此与联合反对派形成对立;联合反对派中的托洛茨基派和季诺维也夫派主张加速工业化,并通过提高税收和集体化来斗争富农。因此,布哈林在这段叙述中的位置,是由政治结盟和政策争论界定的,而非由对其个人介入的叙述来界定。
这场冲突涉及苏联转型的方向和速度。反对派要求采取执政联盟正在抵制的措施;这场分裂并非只是革命者与革命反对者之间的分裂,而是围绕如何推进尚未完成的经济和社会任务而产生的不同主张。
1928年的逆转
1928年,斯大林突然转向快速工业化和残酷的集体化。这一转向不只是与联合反对派倡导的纲领相似——它接过了这套纲领,并以比反对派敢于想象的更严酷的方式加以实施。结果,政治局势发生逆转,联盟昔日的对手接管了联盟曾经攻击的立场。
这一转变削弱了反对派关于斯大林是右翼热月反动派的指控,使其不再具有直接的效力。一些托洛茨基派放弃了原有立场,加入斯大林派,尽管托洛茨基派系当时正遭到无情铲除。叙述强调的正是这两件事同时发生——某项纲领被采纳,并不意味着其原先的倡导者能够分享权力;政权可以实现他们的要求,同时将他们作为一股政治力量摧毁。
革命、挪用与强制
这一逆转阐明了本书更广泛的论点——20世纪20年代末的转型不能被简化为对十月革命的一次偶然背离。书中将强制工业化和集体化呈现为革命能量的一次暴力内转,因为这种能量已无法扩展到苏联之外。与反对派试图延续革命进程相关的措施,就这样变成了斯大林主义计划的工具;这些措施以远超反对派原先主张的规模和残酷程度被强制推行。
因此,书中对布哈林的处理属于关于革命悲剧的叙述,而非对纯粹的革命替代方案与外来背叛作简单对照。本书反对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斯大林主义只不过是偶然的背离,另一种认为共产主义计划的核心本质上就是极权主义。布哈林的派系立场有助于揭示这一矛盾——一个执政集团可以抵制激进纲领,随后却眼看着该纲领被自己的领袖挪用,而曾经倡导它的人则在政治上遭到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