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现代科学奠基者的笛卡尔

作为现代科学奠基者的笛卡尔被呈现为现代科学的奠基人物，也是这样一位思想家——他对主体的阐述尤其清晰地显现出现代性的核心悖论——经验意义上的人类失去其在自然中的特权地位，与此同时，主体却被提升到一个非物质、非实体的位置。本章的论述并未将此视为对人类理性的简单颂扬。笛卡尔把现实还原为机械物质，并将数学真理解释为取决于宗教讨论中的上帝之意志；这使科学客观性与主体确定性都无法脱离更深层的基础问题。

笛卡尔式主体性与人类特权的丧失

笛卡尔将“我思”确立为哲学的起点，同时把现实——包括生命——还原为广延实体——受机械法则支配的物质。这种并置构成了本章所说的现代主体性的基本悖论。经验意义上的人类不再是受造物的冠冕，也不再是存在者等级体系中的最高项；人类成为与其他一切事物处于同一物质现实中的要素。然而，这种贬抑也有其对应面。主体并非世界中的另一个实体性客体，而是一个纯粹的非物质虚空，一个能够据以宣称确定性、又不必恢复人类昔日特权地位的位置。

因此，本章将现代主体性与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区分开来。文艺复兴思想赞颂人类是受造物的顶峰，而现代性则始于这种地位的丧失。主体的提升并非回归人类作为主权者的旧有形象；它恰恰经由那种使经验的人显得有限、可被还原的分裂而出现。由此产生的思想形式从一开始便被描述为反人文主义——作为自然客体的人被贬低，而主体则被置于客体世界的肯定性实体之外。

这种分裂也说明了本章为何在讨论现代性时援引以物自体与崇高理论讨论主体性的康德所论的崇高。面对强大的自然力量，作为自然一部分的人感受到无能与虚无；反过来，这种否定性经验唤起了伦理主体的伟大。重点并非笛卡尔提出了康德的崇高理论，而是经验的人类与主体之间的现代分离，使这种结构变得可以理解。主体的提升并非表现为对自然的掌控，而是相对于人在自然之中感受到的无力而显现。

科学事实及其背后的意志

按照本章的论述，笛卡尔对现代科学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我思”，也在于一个神学悖论。科学话语似乎能够描述纯粹事实，而不依赖空洞的主人能指。它面临的问题比科学仍在使用日常语言这一实际事实更为深刻——事实性的表象——事物仿佛只是如其所是——与激进的意志论同时出现。只有在其秘密地以任意的神意为基础时，无意义的事实性才得以维系。

即便在基础数学层面，笛卡尔也使这种结构显现出来。按照这一观点，二加二等于四这一真理取决于宗教讨论中的上帝之意志；它并非建立在事实背后一条隐秘的理由链上。这个例子凸显了基础问题——即便看起来最为必然的事物，也可以被说成取决于一个决定，而这个决定本身并非从先在的理性根基中推导出来。因此，科学世界表面上对意义漠不关心，却与一个无根基的意志行为并存。

同一问题也在数学推理的公理形式中重现。一个体系从设定公理开始；之后的结果则被认为可由公理推出。公理并未被呈现为通过它们所授权的同一条推演链得出的结论。从这个意义上说，笛卡尔的作用并非只是肯定科学知识的确定性。他的神学意志论有助于揭示一个体系赖以成立的任意设定，即便该体系后续的推理严谨无误。科学事实性与奠基行为仍处于张力之中，并未化解为一个单一、自我奠基的秩序。

思维主体及其不透明的剩余

后来的认知科学讨论检验了这样一种笛卡尔式主体图景——主体是能够透明地体验自身的思维实体。在对托马斯·梅青格解读笛卡尔存在断言的分析中，本章区分了第一人称代词的两种功能。一种指自我模型的内容，即作为客体呈现出来的自我；另一种标示产生思想的不透明成分。把这两个位置非法地等同起来，才形成了自我透明的思维实体表面上的统一性。

这一差别留下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思维者的活动指向一个产生思想的系统，却无法证明这个系统本身就是一个自我。以物自体与崇高理论讨论主体性的康德将思维主体表述为一个思维着的“我”、他或它；本章认为，这种表述在这一点上更为精确。对主体本体性质的无知并非只是一个等待填补的暂时空缺；它可以是思维主体性的积极条件。因此，本章把笛卡尔对确定性的探寻转化为一个关于自我认识界限的问题——思维行为或许是显而易见的，但思维者这一行动者的本性仍然不透明。

内在经验与其外部解释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动摇了自足思维实体的观念。自创生理论中的弗朗西斯科·瓦雷拉将意识置于内外接触的界面和表面。这种论述并未用另一个隐藏实体取代原有实体，而是将意识理解为一种关系，而非私密的内在客体。对大脑的神经科学描述与个人直接的意识经验属于不同的解释视角；两者都不能简单地提供对方的完整说明。本章借此对比强调，主体不是实体。

身体、情感与无意识

脑科学理论中的安东尼奥·达马西奥对笛卡尔的批评，与瓦雷拉的论述方向不同。达马西奥并未强调意识是内外之间的界面，而是着重指出意识与生物身体之间的构成性联系。针对这样一种观点——反思起初不涉利害，之后才受到情感影响——他将意识呈现为一种情感反应——在最基本的层次上，意识记录有机体的稳态受到外部或内部客体扰动这一事实。因此，意识是一种涉入其中的反应，而非一种随后才被身体生活污染的超然心理活动。

本章将这一论述与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的主体观联系起来。主体并不等同于一个有机体；后者的稳态先于任何扰动而存在，其活动也只是恢复平衡。主体在扰动中涌现，并由应对扰动的活动构成。这一比较保留了一个重要区别——有机体及其调节过程并不简单等同于主体。主体性出现在对障碍或刺激的回应之中；在这种回应中，原本稳定的平衡已被打破。

脑科学与精神分析对无意识的阐释差异，在二者各自的论述中尤为清楚。对脑科学理论中的安东尼奥·达马西奥而言，即使一个人在认知层面并未意识到自身的情感反应，这些反应仍可能揭示其态度。本章举出的例子是——某人真诚地宣称种族平等，却在遇到犹太人时以身体姿态流露出无意识的反犹反应。在这里，无意识是由密集的情感反应构成的背景；这些反应可能暴露一种被有意识信念遮蔽的态度。

梦与死亡驱力理论中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论述并不等同于这种情感背景。按照雅克·拉康对弗洛伊德的解读，焦虑是不会说谎的情感，因此具有特殊性——其他情感可能误导人。弗洛伊德举出的一个梦例，反复呈现了葬礼的情景，说明了两者的差异。梦者强烈的悲伤看似源于一位挚友的葬礼，但阐释的关键在于她在那里遇见了一名自己曾热烈爱过、至今仍渴望的男子。悲伤掩盖了见到他的喜悦。在这个例子中，情感并非对某种态度透明无误的生物学报告；它表面上的含义可能遮蔽另一种意义。

笛卡尔与现代社会秩序

本章关于拉康四种话语的历史论述，将现代性置于两个发展之间——专家治理与资本主义的自我革命。大学话语具有一种生命政治形式；在这种形式中，专家统治把人口视为受规制的客体。它也具有一种资本主义形式；在这种形式中，体系通过不断生产并攫取过剩而再生产自身。这两种形式不能相互还原。本章将它们呈现为现代社会秩序中彼此不相容的面向，而非同一底层逻辑的不同名称。

在这一历史脉络中，主人的话语以绝对君主制为现代性的早期形象；官僚专家治理与资本主义主体性随后作为削弱直接主宰的不同方式出现。分析家的话语则与革命解放主体性相关联；这种主体性试图分离并移除组织主体意识形态无意识的主人能指。这一较晚形成的理论框架并未把笛卡尔视为这些社会安排的直接成因。不过，它确实将笛卡尔对主体的论述及其在现代科学奠基中的作用，置于对现代性如何组织知识、权威与自我主宰之界限的更广泛考察之中。因此，笛卡尔式主体表面上的确定性，只是一个反复呈现不透明基础、分裂位置，以及超出其声称要组织的主体之权力形式的历史的一个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