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sus Christ
视差之见本书对待耶稣基督的方式,与其说是把他当作一部连贯传记的主人公,不如说是把他视为重新思考道成肉身、苦难与神圣权力的关键人物。他的重要性在于与其身体和死亡相连的种种反转——神圣者显现时,并非一种安全地凌驾于人类苦难之上的主权力量,而是进入苦难之中的存在;钉十字架不只是关于善的教训或救赎交易,更是一场使上帝卷入不完美世界的危机。在关于圣餐、新教神学、纳粹对欧洲犹太人的大屠杀以及一部现代受难题材电影的讨论中,耶稣基督使救赎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无法与上帝如何面对苦难这一问题分开。
道成肉身的具身形象
本书赋予耶稣基督一种鲜明的受造物地位。在其关于权威与象征秩序的论述中,受造物并非只是一个可怜的受害者,被排除在完整的人性之外。这个范畴也指称一种动摇既有权威的过剩。本书从这一意义上将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认定为受造物——他的重要性并不取决于是否呈现出一个超越肉身脆弱性的理想人类形象。相反,本书将他暴露于众前、有限的具身存在,置于基督教道成肉身意义的核心。
这一侧重点塑造了本书对圣餐的阐释。圣餐被解读为参与耶稣基督的身体——一个尘世中的人摄入一种部分而持久、与神圣生命相关联的实体。本书进一步揭示这一主张令人不安的含义。如果圣餐承诺让人参与永恒生命,而领受者依然难逃死亡,那么神圣生命就不只是遥远的理想;它进入肉身存在,成为某种异质、无法还原为日常人类控制的东西。因此,圣餐同时显现为救赎,也显现为一次令人不安的相遇;日常关于生与死的区分无法容纳其中的过剩。
本书的论证还将这种道成肉身观与另外两种理解基督的方式区分开来。按照书中描述的东正教倾向,基督可能成为一个供人效仿的崇高典范。在书中讨论的天主教论述里,救赎则可能采取象征性或法律性的交换形式,由基督为人类的罪付出代价。与此相对,与马丁·路德相关的新教阐释将道成肉身理解为上帝真正地与人类认同,认同其卑贱的物质性。依照这种解读,神圣的爱并非指向理想化的人类,也不是指向经由交换而变得配得爱的群体;它恰恰是指向处于悲惨受造状态中的人类。
真理、苦难与历史卷入
耶稣基督暴露于众前的肉身,也为本书关于肉身作为真理承载者的论述提供了一个比较参照。在讨论歇斯底里时,身体症状被解释为一种被无意识真理占据、并成为其媒介的身体。这种比较关乎结构,而非传记——身体可以不再仅仅被视为直接而私人的现实,而成为真理留下印记的表面。本书将这一观念与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这一形象联系起来;他作为受造物的身体以物质形式呈现真理与苦难,而不让它们停留在抽象教义的层面。
本书在回应纳粹对欧洲犹太人的大屠杀时,尤其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神学论证。它拒绝两种图景——一种是凯旋主义的上帝暗中主宰事件并最终获胜;另一种是远离人世、施行正义且其判断必然正确的上帝。相反,本书提出受苦的上帝,并以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作为其核心形象。在这种论述中,上帝承担苦难,并与人类的悲惨处境团结一致。神圣的受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意味着上帝受到历史影响——人类历史并非从安全的超越领域加以指挥的一场影子戏,而是一场真实的斗争;绝对者卷入其中,其命运也岌岌可危。
本书援引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的结论——在纳粹对欧洲犹太人的大屠杀之后,唯有一位受苦的上帝才能提供帮助;并以此对照另一种呼唤,即期望一位仍能从天上拯救世界的上帝。本书认真对待这样一种主张——被杀害者的苦难也是上帝受苦的声音。这并不意味着灾难因此获得了某种轻易或令人宽慰的意义。相反,本书坚持认为,当世俗语言把宗教范畴转化为单纯的人类罪责与法律罪行时,它可能无法呈现历史恐怖的规模。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为面对这种失效提供了一个神学框架——上帝并未被排除在历史灾难之外,而神圣权力的崩塌本身也是必须正视的危机的一部分。
十字架与神圣自信的失效
本书将钉十字架与信仰本身在上帝内部动摇的时刻联系起来。它回想耶稣基督向天父呼喊的情景,将之视为上帝仿佛短暂地不再相信自己的例子。这并非被呈现为无神论的简单证明。它的力量来自于将被弃绝置于神圣关系之内——这一场景没有把怀疑与孤立留在宗教之外,仿佛它们只是属于不信者的问题;它使怀疑与孤立成为基督教上帝形象的一部分。
这一反转赋予十字架以特殊意义,成为本书探讨信仰的重要内容。一个人可能行事愤世嫉俗,或漠视伦理界限,同时依赖这样一种假设——象征秩序——信仰在其中具身体现的外在领域——并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本书认为,即使个人改变了自己公开宣称的信念,这种结构仍可能维持现状。与这种安排相对,钉十字架呈现出一种更为彻底的扰动——改变的不只是一个人相信什么,而是对大他者所具有的假定知识与权威的一场危机。因此,耶稣基督遭弃绝这一情景,既关乎信仰的组织方式,也关乎苦难的意义。
作为表象检验的受难
本书对梅尔·吉布森《耶稣受难记》的讨论,将这些主张置于耶稣基督受苦的现代表象之中检验。本书指出,据报道,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看过该片后曾回应说,事情就是如此;随后,梵蒂冈官方发言人撤回了这一说法。自发回应与谨慎保持机构中立之间的对照,例证了自由主义宽容倾向于缓和宗教冲突、以免冒犯任何群体。本书认为,压制激烈的宗教激情并不必然使之消散;它可能只是让这种激情在受到管理的公共表象之下继续暗中燃烧。
本书对这部电影的批评,并不止于围绕其宗教政治立场展开的争议。本书认为,影片试图将自身呈现为原教旨主义基督教电影,最终却牺牲了对钉十字架意义的探究。本书指出,影片没有探讨三种解释——善与恶之间的二元斗争、满足正义要求的牺牲,以及旨在激励人行善的典范式死亡。随后,本书提出第四种可能性——耶稣基督之死可以被理解为天父偿还一笔欠人类的债,因为上帝创造了一个不完美、充满苦难与不公的世界。按照这种阐释,钉十字架就不只是基督被要求付出的代价,也不只是提供给人类旁观者的榜样,而是承认神圣者卷入了创造物的失败。
在本书看来,这种遗漏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奇观无法取代对十字架神学利害的阐释。受难的重要性不只是作为苦难的形象,而在于它是道成肉身、历史不公与神圣自信的失效交汇之处。因此,耶稣基督在本书中的作用,与其说是解决这些矛盾,不如说是使它们显现出来——救赎必须从脆弱的具身存在与历史苦难之中加以思考,而不能立足于凌驾于二者之上的、毫发无损的权力所享有的安全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