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F·肯尼迪遇刺对哈里·S·杜鲁门造成了非同寻常的冲击——杜鲁门自己也曾险些遭遇同样的命运，而且生平第一次无法面对记者。消息分阶段传到他那里，起初是肯尼迪中枪的报道，后来才得到他去世的确认。尽管如此，杜鲁门仍前往华盛顿参加葬礼；在那里，个人悲痛与总统职位所承载的责任，以及肯尼迪家人所遭受的悲剧交织在一起。叙述展现了他从震惊与沉默走向公开哀悼的过程，继而讲述前总统获得的安保措施如何因此发生长久变化。

消息与最初的震惊

杜鲁门在穆赫勒巴赫酒店吃午餐时，听说肯尼迪中枪。最初的报道没有告诉他肯尼迪已经去世；他后来乘车回家时才得知这一消息。这段间隔对叙述很重要——消息并非作为一个已确定的事实一次传来，而是分成两部分，后来的消息改变了先前消息的含义。叙述没有描写他在餐厅或车中的戏剧性公开反应，而是通过他后来无法做到的事，表现这件事对他的冲击。

玛格丽特·杜鲁门后来形容父亲深受震动，并将这次遇刺与他自己曾多么接近遭遇同样命运联系起来。生平第一次，他无法面对记者。这一细节显示，作为前总统，人们期待他遵循的公开惯常行止出现了中断。他的沉默没有被描写成政治回应或经过深思熟虑的声明，而是显示了这件事对他的个人影响之深。叙述没有进一步阐述他的私人想法，但一个终身身处公职与公众视野之中的人，此刻却无法面对媒体，这种对照让震惊显而易见，无须虚构他的反应场景。

前往葬礼

杜鲁门正准备飞往华盛顿时，林登·B·约翰逊打电话告诉他，正派一架飞机来接他。杜鲁门在葬礼前一天抵达，随即前往布莱尔府邸。不久之后，他与其他人乘车前往白宫探望肯尼迪的遗孀。杜鲁门在后来的叙述中记得她神情镇定，同时也记下了自己从她眼中看到的悲伤。她告诉他，丈夫常常带着感情谈起杜鲁门，也理解杜鲁门及其同僚曾努力做过的事。杜鲁门一时哽咽。

这次会面将公共历史与私人丧失交织在一起。杜鲁门的感想是，任何经历过总统任期及其考验和重担的人，都能理解这场悲剧对国家的影响，以及它给肯尼迪家人、尤其是他的妻子造成的打击。因此，叙述所呈现的前总统不只是葬礼上的官方哀悼者之一，也是一位能够体会公职要求及家庭所承受苦难的人。叙述并未声称这段经历使两家的丧失完全相同，而是展现杜鲁门如何借助自己对总统生涯的了解，努力理解这个家庭的悲痛。

抱病出席与返程

贝丝·华莱士·杜鲁门身体不适，无法同行。玛格丽特·杜鲁门和埃尔伯特·克利夫顿·丹尼尔二世从纽约赶来，在布莱尔府邸陪伴杜鲁门。玛格丽特看到父亲的样子后开始担忧，于是请来了医生。杜鲁门听从医生的安排，上楼回到房间，并在床上用晚餐。这些细节表明，他是在身体状况明显不佳的情况下尽力出席葬礼，而不是轻松地公开露面。

第二天，杜鲁门仍起身出席葬礼和墓地仪式。仪式结束后，他与艾森豪威尔乘同一辆车返回布莱尔府邸。两人在前厅交谈了约一个小时，随后艾森豪威尔返回他在葛底斯堡的住所，杜鲁门则乘飞机回到密苏里州。叙述没有说明两人谈话的内容。不过，这段安排仍值得注意——公开仪式结束后，叙述停下来讲述两位前总统之间的一小时私下交谈，随后以杜鲁门返家作结。它记录了这次会面，却没有赋予证据未能支持的含义。

对前总统产生的影响

这次遇刺除葬礼之外，也带来了实际影响。事后，国会通过法案，授权美国特勤局为前总统提供保护，一支特勤小组也来到独立城。杜鲁门起初拒绝接受这项安排。一名特工自我介绍，并说明杜鲁门今后不再需要自己的保镖迈克·韦斯特伍德；杜鲁门便叫他离开。这种拒绝表明，新提供的保护并非自动获得接受的福利；特工进入了杜鲁门夫妇的私人生活，而他们都不希望如此。

贝丝也不肯让特工进入宅邸。玛格丽特形容母亲的反应，仿佛有人告诉她必须再在白宫住四年。后来，约翰逊亲自打电话给贝丝，说服她恢复这项保护。杜鲁门夫妇最终同意，从那以后，美国特勤局特工开始保护他们，而迈克·韦斯特伍德仍像以前一样陪同杜鲁门。由此，叙述从一次令杜鲁门无法面对记者的遇刺事件，转向一项杜鲁门夫妇起初抗拒、此后长期实施的安保措施。最终接受这项政策并未消除他们的不情愿；它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安排，同时保留了原有的私人保护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