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密苏里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初选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尽管彭德加斯特政治组织瓦解带来了腐败指控及政治损害，哈里·S·杜鲁门仍凭借胜利重返参议院。杜鲁门以不到8000票的差距击败现任州长劳埃德·C·斯塔克；总计投出66.5万票。结果表明，即使对手试图将他过去与汤姆·彭德加斯特的关联作为竞选的核心议题，杜鲁门在密苏里州仍保有政治基础。

三人角逐

初选起初看起来有利于斯塔克。曾起诉彭德加斯特政治组织的地方检察官莫里斯·米利根投入竞选，认为自己扳倒汤姆·彭德加斯特的功劳足以让他赢得参议院席位。杜鲁门的支持者后来猜测，有人设计让米利根参选，以分走原本可能投给斯塔克的选票。这一说法从未得到证实，但米利根的加入确实使选情分散，而他的竞选声势很快就减弱了。

最初几周，斯塔克大幅领先，米利根紧随其后，杜鲁门则远远落在第三位。《圣路易斯邮报》的一幅漫画将斯塔克和米利根的竞选描绘成两辆重型卡车在一辆微小的杜鲁门汽车上方相撞；漫画说明文字则断言，这位较弱的竞争者在这场角逐中毫无立足之地。随着米利根声势减弱，初选演变成斯塔克与杜鲁门之间的直接较量。选情的变化十分重要——这场竞选起初是杜鲁门对阵两位优势更大的候选人，后来则变成斯塔克的攻击与杜鲁门的克制之间的较量。

斯塔克的攻击与杜鲁门的克制

斯塔克的竞选很快将矛头指向杜鲁门与彭德加斯特的关系。斯塔克称杜鲁门是政治走狗、只会照章举手的参议员和骗子，并指控他靠舞弊选票当选。这项指控给了杜鲁门机会，让他拿出一份可能令对手难堪的文件——他的档案中有一封信，斯塔克曾在信中感谢杜鲁门将他介绍给彭德加斯特。竞选团队敦促杜鲁门公布此信，确信这足以立即决定选战胜负。杜鲁门拒绝了，没有揭露这封信，而是认为斯塔克自己的行为会损害其声望。

一些小细节也开始削弱斯塔克的形象。观察者注意到，他的司机必须向他敬礼。斯塔克还让自己的处境更加复杂——他以公开宣布参选联邦参议员和副总统提名的候选人身份，前往芝加哥参加全国代表大会。这些插曲使两人的做派形成对比，但选情仍然胶着；没有任何单一事件足以解释最终结果。

最后几天与投票

此前一直未表态支持杜鲁门的贝内特·克拉克，在竞选最后阶段成为一位重要盟友。在圣路易斯，他给全州各地的人打电话，即使住院后仍继续奔走。克拉克还影响了鲍勃·汉尼根；这位圣路易斯民主党组织者此前一直为斯塔克工作。初选前两天，汉尼根转而支持杜鲁门，并开始积极为他竞选。杜鲁门后来认为，这次临阵转向是竞选中最大的意外利好。

这次支持转向在圣路易斯尤其重要。当时，杜鲁门与阿尔本·W·巴克利联合露面，前往一座可容纳3000多人的大厅，却只吸引了300人。出席人数不佳并未预示最终结果。选举之夜，斯塔克一度领先1.1万票，杜鲁门当时听说自己已经落败。贝丝·华莱士·杜鲁门接到竞选工作人员戴维·贝伦斯坦深夜打来的电话时，起初以为这是个残酷的玩笑；贝伦斯坦再次打来电话，告诉她杜鲁门在圣路易斯领先。

最终计票结果显示，杜鲁门的领先优势略低于8000票。在圣路易斯，他比斯塔克多得8411票；相关记述将这一优势与克拉克的介入及汉尼根最后时刻的奔走联系起来。杜鲁门在杰克逊县也赢了2万票。这仅是他先前在当地领先优势的一小部分，但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尽管丑闻缠身，且遭到《堪萨斯城星报》反对，他仍在那个据称与彭德加斯特家族有关联就会令候选人无法当选的县获胜。与1934年相比，他在农民中的表现也更好；相关记述还指出，黑人选民支持了他。

事后反应与政治意义

杜鲁门的对手对选举结果作出了截然不同的解释。莫里斯·米利根向杜鲁门表示祝贺，并承诺在秋季选举中支持他。相比之下，斯塔克私下将自己的落败归咎于政治机器的选票、克拉克的努力、联邦任命官员和工程振兴署的工作人员，以及严重干旱期间农村支持未能兑现。他的说法强调了对他不利的因素；选举结果也表明，杜鲁门能够获得超出该组织残余势力所能提供的支持。

杜鲁门对米利根后来请求重新任命其为地方检察官一事的回应，体现了两人竞争带来的另一种后果。杜鲁门写信给富兰克林·D·罗斯福，表示公平起见，应让米利根复职。斯塔克之后的前途则截然不同。杜鲁门得知罗斯福正在考虑让斯塔克出任劳工调解委员会职务后，采取行动确保斯塔克未能获任。斯塔克退出政坛，此后再未担任公职。

因此，这场初选的意义不止于选出一名候选人。它检验了杜鲁门能否在对手将他与一个声名狼藉的政治组织捆绑的竞选中站稳脚跟，也揭示了将这种关联视作其支持基础全部解释的局限。微弱的胜利取决于地方政治活动、组织在最后时刻转向，以及圣路易斯和杰克逊县的选票。选举结束三天后，民主党参议院同僚以格外热烈的方式欢迎杜鲁门，这立即表明，这场密苏里州的险胜已在党内引起全国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