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3月，围绕巴勒斯坦分治与美国托管提议的政策危机造成了外交和政治上的决裂——哈里·S·杜鲁门私下向哈伊姆·魏茨曼保证美国将支持分治后，政府却在次日公开主张由联合国实行临时托管。相互矛盾的信号令分治支持者不安，损害了公众对总统承诺的信任，也暴露出杜鲁门与美国国务院并未形成一致且沟通清晰的政策。

私下保证

3月18日星期四，天色刚暗，魏茨曼便悄然从白宫东翼进入，以避开记者。杜鲁门没有告知美国国务院这场会面的安排，并希望会议保密。埃迪·雅各布森与杜鲁门的友谊促成了这次会面，他同意不出席。这一安排使会面没有公开曝光，但也意味着高级官员并未在谈话进行时参与其中。

杜鲁门与魏茨曼交谈了四十五分钟。根据他们后来各自的说法，会面进展顺利——杜鲁门表示，他希望实现正义而不致流血，并向魏茨曼保证美国将支持分治。杜鲁门后来回忆，会面结束时，他觉得魏茨曼明白自己的政策，而自己也理解魏茨曼的诉求。多年后，他还记得雅各布森当时也在场，尽管雅各布森并未出席；这段回忆表明，朋友促成两人会面的作用仍留在杜鲁门对这次会面的记忆中。

这项私下达成的共识从一开始就很脆弱。杜鲁门没有把这次拜访或谈话内容告知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及美国国务院的其他官员。几周前，杜鲁门在基韦斯特期间，政府也已默许政策方向发生变化。杜鲁门似乎没有料到，次日的公开声明会与他刚向魏茨曼作出的保证发生如此尖锐的冲突。

声明与反弹

3月19日星期五，也就是会面后的第二天，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伦·奥斯汀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他宣布，美国建议搁置分治计划，暂时将巴勒斯坦置于联合国托管之下。据称，此举旨在给对立双方时间平息情绪。无论理由如何，这项声明看起来都推翻了杜鲁门不到一天前私下传达的立场。

犹太团体及其支持者立即作出强烈反应。美国犹太人大会谴责美国国务院的做法，国会议员则抨击这项决定是出卖。众议员伊曼纽尔·塞勒指责称，国际政治中从未有过更可耻的决定。一位未具名的民主党参议员警告说，在犹太选民人数最多的州，他们的愤怒可能会损害杜鲁门在11月选举中的表现。《纽约时报》也抨击政府处理此事的方式，认为这项决定似乎是由物质利益而非相关的精神与伦理考量所驱动。

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雅各布森感受到的既是政治打击，也是个人打击。愤怒的来电者质问，既然他的朋友似乎背叛了犹太人民，他现在作何感想。雅各布森回忆说，来电者对总统的承诺毫无信心；他心情沉重，整个周末都卧床休息。星期一，魏茨曼亲自打电话给他。尽管魏茨曼完全有理由感到受骗，他仍劝雅各布森不要绝望，并强调让白宫的大门继续敞开仍然很重要。

杜鲁门得知立场逆转

杜鲁门最初是从星期六早晨的报纸上得知奥斯汀发表了什么声明。当天早上7时30分，他打电话到克拉克·克利福德家中，让他立即前往白宫。杜鲁门在日历上愤怒地写道，美国国务院推翻了他的巴勒斯坦政策，而他是从报纸上得知此事的。他认为这一举动使自己看起来像个骗子和两面派。他起初没有想到马歇尔可能反对或误解了自己的立场，而是责怪国务院的下级官员，怀疑他们在暗中与自己作对。

克利福德记得，杜鲁门当时比他以往见过的任何时候都更加不安。杜鲁门无法理解，自己明明已向魏茨曼保证美国会支持分治，怎么还会发表这样的声明。政治损害加重了个人的难堪——他担心魏茨曼会以为自己欺骗了他。当晚在洛杉矶，马歇尔告诉记者，托管是最明智的做法，他曾向总统提出这一建议，而总统也已批准。马歇尔的说法简短且属实，但几乎没有化解杜鲁门所面对的矛盾。

马歇尔星期日返回华盛顿。3月22日星期一，他与洛伊·W·亨德森在白宫会见了情绪较为平静、态度也更沉着的杜鲁门。杜鲁门随后承认，自己曾批准把托管作为一个过渡步骤，并表示令他不快的是奥斯汀发表声明的时机。但这一事件不能仅用时机来解释。杜鲁门此前曾指示，在联合国大会召开前，不得采取任何可能被视为从分治立场退让的行动；他还要求事先审阅奥斯汀的最终发言稿。美国国务院没有把讲稿送给他。查理·罗斯指出，如此重要的声明本不该在未与总统或其幕僚协商的情况下发表。然而，奥斯汀发言之后，杜鲁门已无法简单否认这项声明。

尚未解决的公开立场

在一次记者会上，杜鲁门试图解释，托管并不一定排除日后达成政治解决方案的可能。记者问他是否仍支持未来实行分治时，他试图表达这正是自己的意思。这番解释并未让政府立场更加清晰——杜鲁门夹在公开声明、马歇尔所说的总统批准，以及他此前对魏茨曼的保证之间。记者察觉到他在回避问题，杜鲁门本人也感到十分难受。玛格丽特·杜鲁门后来称，这是她父亲仕途中最糟糕的混乱局面之一，他几乎无计可施，只能承受。

这场争议也使其他民主党人卷入其政治后果。埃莉诺·罗斯福提交辞呈，辞去联合国代表职务；她的两个儿子小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埃利奥特·罗斯福则加入了主张提名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将军竞选总统的民主党人行列。杜鲁门拒绝接受埃莉诺·罗斯福的辞呈，也没有理会她儿子们的提议。眼前的危机就此结束，却没有通过公开澄清来弥补政策逆转。事件的核心问题依然存在——私下承诺与官方政策之间出现了落差，而官方政策的发布并未经过杜鲁门曾要求的协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