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布莱尔府邸刺杀杜鲁门未遂事件中，两名波多黎各民族主义者于1950年11月1日试图袭击哈里·S·杜鲁门，但未能得手。袭击发生在他临时住所外的街道上，警卫在枪手接近他之前将其拦下。这场突如其来的暴力事件打断了原本平常的午后，但杜鲁门仍按计划前往阿灵顿国家公墓露面，在事发后立即维持了公众日程。

事发背景与直接情境

中午，杜鲁门在听取新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令人忧虑的简报后，回到了布莱尔府邸。史密斯报告说，中国共产党士兵正在朝鲜与联合国军交战，估计人数为一万五千至两万人。这场国际危机构成了当天的政治背景，但现有材料并未将其与袭击者的动机联系起来。

当天下午异常炎热，气温达到华氏85度，创下11月纪录。杜鲁门与贝丝·华莱士·杜鲁门和马奇·华莱士共进午餐，随后上楼小睡。他原定于下午2时50分前往阿灵顿国家公墓，在纪念约翰·迪尔爵士的雕像揭幕仪式上讲话。布莱尔府邸外，警卫身着冬季制服，继续执行日常勤务。杜鲁门始终不习惯身边总有保护人员，也更希望安保措施少一些；但袭击发生时，这些警员将站在他与枪手之间。

布莱尔府邸外的袭击

下午2时15分，警卫开始一轮称为“推进行动”的换岗。莱斯利·科菲尔特驻守在布莱尔府邸正门台阶右侧的岗亭里；唐纳德·伯泽尔站在雨篷下，约瑟夫·戴维森则在大约30码外的另一处岗亭值守。特勤局特工弗洛伊德·博林与戴维森在一起。两名男子从相反方向走近时，警员们分布在沿街的人行道上。

下午2时19分，格里塞利奥·托雷索拉从西面走向科菲尔特的岗亭，奥斯卡·科拉索则从东面走来。两人都是来自纽约的波多黎各民族主义者，他们决定杀死总统，以引起人们对其事业的关注。托雷索拉携带一把德国卢格手枪，科拉索携带一把德国瓦尔特P-38手枪；两人共有69发子弹。前一天晚上，他们举止低调，以至于一名酒店职员误以为他们是神学院学生。

托雷索拉在科菲尔特的岗亭附近大声说话，显然是想转移人们对科拉索的注意力。科拉索经过戴维森和博林，朝正门台阶走去。科拉索试图近距离开枪时，伯泽尔转过身来；随后伯泽尔走到宾夕法尼亚大道上，将枪手的火力引离住所并予以还击。与此同时，托雷索拉向岗亭里的科菲尔特开火，并射中了在地下室门附近的约瑟夫·唐斯。唐斯设法进入屋内并呼救。戴维森和博林向科拉索开火，击中他，使他倒在正门台阶附近。

托雷索拉转向仍在街上开火的伯泽尔。科菲尔特虽身负重伤，仍设法用自己的手枪开火，一枪制止了托雷索拉。交火持续了两分钟。枪声停止时，托雷索拉已经死亡，科拉索仍然活着；伯泽尔、科菲尔特和唐斯都在袭击中中弹。警方、特勤局特工、记者、摄影师和围观人群迅速聚集在布莱尔府邸周围。

杜鲁门的应对

人群中流传起杜鲁门已遭杀害的谣言。袭击发生时，他在楼上，但很快穿好衣服下楼。他从一楼窗户看到警察围在科拉索周围，也看到查理·罗斯穿过人群走来。有人问他是否仍会前往阿灵顿，杜鲁门表示会去。

不到15分钟后，他从后门离开。特勤局特工乘坐一辆敞篷车紧随其后，杜鲁门的轿车驶过波托马克河。在阿灵顿，数百人看着他走下车，神情严肃但镇定。仪式继续举行，起初在场群众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约10分钟后，一名骑摩托车的信使前来取走一名摄影师拍摄的胶卷，消息才传到他们那里。

杜鲁门在约翰·迪尔爵士的骑马雕像旁发表了预先准备好的讲话，谈到各国之间相互理解与信任的重要性。仪式主题使他的讲话即刻显得意味深长，但记述将这篇讲话呈现为他继续履行预定公开职责，而不是袭击发生后临时撰写的回应。

事件意义与叙事脉络

这一事件的核心，是私人住所与公共街道之间的冲突。警卫按惯例分布在各处、午后街道上平常的活动，以及杜鲁门按计划启程的安排，都使袭击者的接近显得像是对日常生活的打断。阻止枪手接近杜鲁门的，是警员迅速采取的行动，而不是总统本人的举动。事件也凸显了杜鲁门不喜欢的保护负担——他觉得恼人的安保人员，在危险临门时成了关键屏障。

随后，叙事从短暂而混乱的交火转向杜鲁门有意继续出席公开仪式。这种对照并非意味着危险轻微——多名警员中弹，一名袭击者死亡。相反，叙事强调的是布莱尔府邸外的暴力与总统镇定地现身阿灵顿之间的分隔。他没有取消行程，聚集的人群也有几分钟并不知道袭击已经发生。因此，这一事件既记录了总统安保的局限，也展现了公职带来的要求——袭击者在入口处被制止，而当天的官方纪念仪式仍继续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