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歇尔计划的提出与国会通过

杜鲁门

马歇尔计划的提出与国会通过,将战后欧洲日益恶化的经济危机转变为美国对复兴事业的一项重大承诺。该提案并非把援助仅仅视为应对饥饿的紧急措施,或遏制共产主义的防御手段,而是旨在通过一项由欧洲人自行规划的计划,恢复欧洲的工业、农业和贸易。该计划从乔治·C·马歇尔在欧洲的惊人见闻,以及一场刻意保持开放性的哈佛演讲出发,最终促成苏联退出;这一退出改变了计划在国会获得通过的政治前景。

危机与寻求应对之策

直接推动计划出台的是1947年春天的局势。4月26日,马歇尔从莫斯科返回,对德国问题谈判失败深感忧虑。他与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的会谈拖延不决,似乎毫无成果;礼节性拜会约瑟夫·斯大林,也几乎未能恢复马歇尔对谈判能够达成协议的信心。斯大林对拖延态度随意,马歇尔由此认为,苏联领导层乐于让欧洲继续陷于不确定和混乱之中。

危险并非只有外交层面。在马歇尔离开华盛顿之前,威尔·克莱顿曾警告他,西欧的状况比人们普遍认识到的严重得多。往返莫斯科途中,马歇尔在巴黎和柏林停留,所见所闻令他震惊。危机的严重程度使得可供商议的时间显得短得危险。4月28日,马歇尔在一次广播讲话中形容欧洲仿佛病人正在下沉,医生却仍在商议,以此道出了局势的紧迫性。

这项提案源于日益累积的忧虑,并非仅仅来自一场演讲。哈里·S·杜鲁门早已关注经济援助的必要性。亨利·L·史汀生此前曾主张,德国经济恢复生产是欧洲稳定的关键,杜鲁门接受了这一看法。杜鲁门在1月的国情咨文中强调,应分享美国资源,帮助饱受战争摧残的人民,以支持自由与民主。3月6日,在杜鲁门主义正式宣布之前,他在贝勒大学的讲话中也强调了美国非凡的经济实力,以及与之相伴的责任。

马歇尔从莫斯科归来后,这些忧虑变得更加突出。4月29日,他指示乔治·凯南立即召集一个特别工作班子,并尽快报告如何拯救欧洲。凯南后来回忆说,马歇尔的建议是不要纠缠琐事。这项指示为后续工作定下基调——制定务实而广泛的应对方案,而非仅仅列出狭窄的紧急救济措施。

欧洲计划的制定

凯南于5月25日向马歇尔提交报告,将复兴界定为不仅仅是抵抗苏联压力。报告主张,美国援助应当恢复欧洲社会的健康与生产能力,而不应仅仅针对共产主义。次日,克莱顿在考察之旅后又发出紧急警告——局势比此前所了解的更加糟糕,数百万人正在慢慢挨饿,欧洲崩溃可能导致革命,也可能使美国遭受严重经济衰退。

政府的应对方案是在美国国务院的长时间讨论中逐渐成形的,杜鲁门办公桌周围也进行了相关商议。经杜鲁门批准,马歇尔选择于6月5日在哈佛园宣布这项倡议,当时他正在那里接受荣誉学位。迪安·艾奇逊曾质疑毕业典礼演讲能否引起关注,但马歇尔还是在约七千名听众面前发表了讲话。查尔斯·博伦大约用两天时间写成演讲稿,其中大量借鉴了凯南的报告。现有材料没有记载杜鲁门事先是否看过讲稿;不过,马歇尔一向谨慎地让总统知情,因此两人很可能讨论过此事。

这篇演讲没有刻意渲染,也没有依赖激烈的反共言辞。马歇尔将这项政策界定为旨在对抗饥饿、贫困、绝望和混乱,其目的在于恢复运转中的世界经济,使自由制度得以存在。强调重点的选择至关重要——该计划的核心理由是重建,而其论述将欧洲的经济状况与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可能性联系起来。

该计划提出的方法也独具特色。马歇尔没有提供一份由美国单方面制定的蓝图。他呼吁欧洲各国共同制定自己的复兴计划,由美国在方案设计方面提供友好协助,并在切实可行的情况下给予后续支持。计划应由多个欧洲国家共同制定并达成一致,即使并非所有国家都参与。提案向苏联及其卫星国敞开大门,邀请它们参与,而不是一开始就把复兴行动界定为排他的西方阵营计划。

这篇演讲不仅令美国听众惊讶,也令欧洲听众意外。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很快认识到演讲的重要性。演讲次日,马歇尔询问凯南和查尔斯·博伦,苏联是否会接受参与邀请。两人不认为苏联会接受,但建议马歇尔公平对待苏联,不要排斥任何人。这是一场经过盘算的冒险——如果苏联仍有可能参与,国会或许更不愿意拨款援助。尽管如此,杜鲁门仍支持马歇尔的做法。

苏联退出与政治考验

贝文领导下在巴黎组织的一次会议,使这场国际层面的冒险显露出来。苏联派出由莫洛托夫率领的大型代表团。当时由临时政府执政、政府主要由共产党人主导的捷克斯洛伐克已表示希望加入;波兰和罗马尼亚的共产党领导人也显露出兴趣。然而,会议进行到第五天时,莫洛托夫收到一封来自莫斯科的电报,随即起身离席,宣布苏联退出。他谴责这项倡议是美国收买欧洲影响力的阴谋。

苏联退出反映出斯大林反对两项他认为不可接受的条件——欧洲国家将汇集资源,包括苏联资金,用于西欧和中欧部分地区的重建;美国资金的使用情况则须公开核算。在苏联施压下,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罗马尼亚和其他卫星国都没有参加。最终将有17个国家参与。因此,这些国家未能参与并非因为没有受到邀请,而是因为苏联拒绝接受所提安排,并向其势力范围内的国家施压。

在美国国内,拟议承诺的规模构成了另一项障碍。美国此前已在对外救济上花费数十亿美元,其中包括1946年向英国提供的32.5亿美元贷款。克莱顿估计,欧洲国家在未来两三年将需要60亿或70亿美元。阿瑟·范登堡起初不相信国会会批准如此巨额的款项。杜鲁门打电话给塞缪尔·雷伯恩,解释可能的成本时,雷伯恩同样难以置信,并担心这会使国家破产。

杜鲁门认为,财政问题不能与不采取行动所造成的人道和经济后果分开考虑。他告诉雷伯恩,可能有数十万人饿死,而欧洲的经济萧条也可能把美国拖入另一场萧条。这番呼吁将人道关切与美国自身利益结合起来,这种结合从构想之初就已贯穿其中。苏联退出改变了国内的政治盘算——据相关记述,尽管华盛顿仍有抱怨声,这几乎确保了国会最终会给予支持。

国会通过与影响

这项倡议的正式名称为欧洲复兴计划。政府申请拨款总额为170亿美元。包括博伦和凯南在内的美国国务院官员受命向国会阐述计划,保罗·尼采则负责拟定具体计划草案。范登堡再次在参议院发挥了关键作用。马歇尔还开展了横跨全国的演讲之旅,争取商界和公民团体支持,为这项需要时间才能立法通过的计划凝聚支持力量。

马歇尔的公开倡议强调,美国采取行动既是出于必要,也出于慷慨。10月一次与报纸社论作者的会面上,有人问杜鲁门,美国向欧洲运送物资是否能赢得赞誉。他回答说,赢得赞誉并非他的目的;如果美国要生存下去,提供援助就是正确且必要的。他的立场呼应了此前向雷伯恩强调的观点——欧洲的饥饿和经济崩溃并非遥远的问题,美国人不能置之不理。

国会于1948年4月就马歇尔计划进行表决,距马歇尔在哈佛发表演讲将近一年。参众两院都以压倒性多数通过该计划,这成为政府的一项重大胜利。杜鲁门私下称这项计划史无前例——他写道,美国正在扶助和供养一个战败的人民,并帮助在被征服的土地上建立独立共和国。他将这项政策与和平关系的愿景联系起来,同时也认识到,美国必须为可能出现的麻烦做好准备。

这项计划由多人共同构思。凯南、博伦、艾奇逊、克莱顿等人都参与了计划的制定;克拉克·克利福德则认为,这项计划本可以冠以杜鲁门的名字。杜鲁门拒绝了这一建议,将全部功劳归于马歇尔。这一选择保留了该政策作为马歇尔计划的公众形象;这一事件本身则展现了政府各方的共同努力——一位忧心忡忡的国务卿、一支受命迅速分析问题的工作班子、一位支持包容性提案的总统,以及最终被说服拨出巨额资金支持复兴事业的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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