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塞·马尔克斯

何塞·马尔克斯是圣特雷莎的一名警察督察，参与调查城中女性遇害案，以及一名被称为“忏悔者”的教堂亵渎者。他的角色由一种反差所界定——他追查线索、评估证据，但更大规模的暴力仍难以解释或遏止。在调查“忏悔者”的案件中，马尔克斯描述作案者的行为，并帮助串联不同街区发生的事件；在女性遇害案中，叙事则屡屡揭示，身份确认与查明真相可能无从实现。

身份与调查职责

马尔克斯与其他圣特雷莎警员共事，其中包括胡安·德·迪奥斯·马丁内斯、佩德罗·内格雷特和埃皮法尼奥·加林多。他参与调查科洛尼亚基诺的一起教堂事件，之后又出现在一名神父和一名看护人遇害现场。这些出场将他置于城市的警务行动之中，但叙事没有为他提供独立的生平或私人生活。相反，他的形象是通过观察、与同事的交谈，以及调查所得结论的局限勾勒出来的。

在教堂调查中，马丁内斯抵达圣塔德奥时，正在盘问神父的警员正是马尔克斯。他报告说，闯入者带着一把刀进来，坐在教堂最昏暗的地方，一名老妇人听见他哭泣。随后，那名男子损坏了宗教雕像并离开。马尔克斯的叙述以警务报告的方式呈现这起事件——先交代事件经过和目击者提供的信息，却没有解释闯入者的意图。

“忏悔者”调查

圣塔德奥事件的描述与早前发生在圣拉斐尔的一起教堂骚乱相符。马丁内斯给神父看了一张素描，神父说画中人和那名男子相像。马尔克斯与马丁内斯询问目击者，将调查范围从受损的雕像扩展到可能反复作案的人。这个吻合只能作为线索，尚不足以定论——它将对相似作案者的不同叙述联系起来，却还没有确认其身份。

后来发生一起袭击事件后，马尔克斯跪在卡拉斯科神父和看护人的遗体旁，告诉马丁内斯，“忏悔者”已经失控。他们的谈话从眼前的现场转向作案者在城市相距甚远的区域之间的行动。马丁内斯推断，此人很可能有车，因为徒步穿行不同街区会引人注意；他还提出，作案者或许会带上一套换洗衣服。调查由描述教堂事件转向考虑嫌疑人的行动方式，以及警方如何预判下一次袭击时，马尔克斯也参与了这番讨论。

警员们在这次谈话中没有找到确切住址，也没有确定逮捕嫌疑人的办法。马丁内斯建议在每座教堂安排一名警员，等待“忏悔者”下一步行动；内格雷特则说，他会向自己的兄弟打听教堂的情况。这番讨论仍属初步推断，依据的是地点距离、时间，以及作案者显然能够离开教堂、重新融入日常生活这一点。马尔克斯出现在这一场景中，说明他参与的是一场根据有限线索进行推理的警方行动，而非一次成功破案。

女性谋杀案与不确定性

马尔克斯还受命调查美国·加西亚·西富恩特斯一案。她是一名女服务员，遗体在通往埃莫西约的公路附近被发现。法医检查认定死因是窒息，尽管她身上另有伤痕。美国曾在塞拉菲诺酒吧工作，直到酒吧清晨打烊，此后没有回家。马尔克斯将酒吧老板路易斯·尚特雷扣留数日；叙述称尚特雷的不在场证明无懈可击，而调查没有取得进一步结果。这个案件为马尔克斯提供了一项具体的调查任务，却没有让他找到能够证实的嫌疑人。

对一系列杀戮的叙述，是通过不断累积的遗体、调查细节和缺失信息展开的。1993年系列案件中列为首名受害者的，是十三岁的埃斯佩兰萨·戈麦斯·萨尔达尼亚；她在科洛尼亚拉斯弗洛雷斯的一块空地上被发现。叙述记录了发现地点、最初的处置以及之后的检查，同时也提醒读者，可能有女性更早遇害，却一直未被发现或列入名册。另有一名女子被发现于学校操场，此人始终未能确认身份；法医无法准确判定她死了多久，也无法确定死因。这些案件并未被写成马尔克斯个人负责的调查，但它们展现了圣特雷莎警方所处环境中的不确定性，以及记录的不完整。

同样的不确定性也贯穿1995年在莫雷洛斯之子农业合作社一块田地里发现女性遗骨一事。法医能够确认遗骨属于女性，且死因为谋杀，却无法判定她如何死亡，也无法准确确定死亡时间。警方发布声明，推测她可能在别处遇害，之后被一名路过的司机埋葬。结合叙事对一系列杀戮的持续记录来看，这份声明更像未经证实的解释，而不是案件的解决。马尔克斯有限的几次出场，属于这一更广阔的制度环境——案件能够查明一些事实，但这些事实未必能带来问责。

“忏悔者”身份确认

1993年末，警方在科洛尼亚莫雷洛斯发现埃内斯托·路易斯·卡斯蒂略·希梅内斯四处游荡；他刚刚杀害了自己的母亲费利西达·希梅内斯·希梅内斯。卡斯蒂略承认杀害母亲，也承认自己就是亵渎教堂的“忏悔者”。马尔克斯是卡斯蒂略接受盘问时在场的警员之一。卡斯蒂略给出了语无伦次的解释，随后被送往市立医院；精神科治疗结束后，他被送进监狱。

这番供认看似解决了教堂亵渎者的身份问题，却无法证明卡斯蒂略还杀害了其他女性。胡安·德·迪奥斯·马丁内斯确信，卡斯蒂略只杀了自己的母亲，并非对教堂事件负责的“忏悔者”，尽管卡斯蒂略已经认罪。警方仍试图将他与未破案件联系起来。供认与可靠陈述之间的区别成为关键——表面上的答案可能带来更多不确定性，而非让调查告一段落。马尔克斯在盘问时在场，将他与这一转折联系起来，但现有证据无法证明他赞同卡斯蒂略的说法，或赞同将其他罪行归到卡斯蒂略头上的更广泛做法。

叙事意义

马尔克斯的场景将程序性的观察与城市中未解决的暴力并置。在教堂调查中，警方比对目击者的描述，考虑不同街区之间的路线，并讨论在哪里等候可能再次作案的人。在谋杀案调查中，受害者身份可能无法确认，法医结论可能并不完整，而看似可信的嫌疑人也可能因证据不足而获释。两者的反差并未将马尔克斯塑造成破案者或反派；文本提供的信息太少，无法支持这两种判断。相反，他短暂的出场展现了调查工作如何在一场超出任何单个警员所知范围的危机中继续进行，而受害者各自的境遇则可能消失在不断累积的数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