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安·德·迪奥斯·马丁内斯

胡安·德·迪奥斯·马丁内斯是圣特雷莎的一名警探，他对忏悔者的调查在耐心观察、暂时性的判断与机构退让之间推进。他以能干、谨慎著称，追查一名亵渎教堂并威胁在那里遇见之人的男子；然而，马丁内斯试图弄清这些行为的同时，调查方向遭到转移，而城中的遇害女性仍是更大范围、尚未解决的危机的一部分。他的故事展现了调查人员如何搜集线索却无法获得确切结论，而争夺官方关注的案件仍在不断增加。

身份与调查方法

马丁内斯首次登场时，因被认为能干且谨慎，受托调查一桩棘手案件。有些警察把他的谨慎与宗教信仰联系起来；这一说法将他刻画为能够倾听彼此矛盾的陈述、而不急于接受任何一方的人。在一座教堂发生袭击后，他询问了神父、老妇人和受伤的司事。他们的描述大相径庭——神父看到的是一个相貌普通的男子，老妇人则称他为魔鬼。司事提供了较为详细的描述——一个衣着凌乱、似乎喝醉了的陌生人，哭声与笑声仿佛交织在一起。马丁内斯检验这些印象中哪些内容能够得到证实，而不是把最戏剧性的证词当作事实。

调查通过常规警务程序推进，也显露出这些程序的实际局限。马丁内斯咨询了圣特雷莎精神病院，那里有两名病人可能符合描述，但据悉两人都没有暴力倾向。他请院长让他带两人去医院辨认；院长以没有法院命令为由拒绝。他没有强行坚持，而是接受了拒绝，并请她确保两名病人都不离开精神病院。这段交涉既显出他希望迅速推进调查，也表明当法律依据受到质疑时，他愿意停下脚步。他离开时仍带着一个未解的问题，而非锁定一名嫌疑人。

忏悔者案调查

后来，一通电话将马丁内斯带到圣塔德奥教堂——同一个男子夜间闯入，在教堂里撒尿并砸毁宗教雕像，包括基督和瓜达卢佩圣母的雕像。这次事件中无人受伤。一名目击者的描述与先前的说法相符，使几起教堂事件之间的关联更为可信，但仍无法确定作案者的身份。马丁内斯在现场查看受损的灰泥，并与何塞·马尔克斯警探和神父交谈。碎片与尿液的气味使亵渎行为具体可见，但这些观察都无法解释男子的动机或行踪。

马丁内斯和警察局长讨论忏悔者在教堂之外可能如何行事。马丁内斯推断，男子离开教堂后或许会像其他人一样行动，也可能在回家前换掉衣服。局长问该如何制止他。马丁内斯提议在每座教堂安排一名警员，等候下一次事件。这一提议是对男子行踪难以预测的应对办法，却有赖于持续监视，也无法帮助警方在袭击之间找到他。

精神病院院长后来给马丁内斯留了口信，称这种行为是对神圣事物的恐惧或憎恶。她将其描述为对神圣物品，尤其是属于本人宗教的物品，怀有恐惧或憎恨。马丁内斯与记者塞尔希奥·冈萨雷斯讨论这一诊断时强调，在他看来，忏悔者进入教堂并非预先打算杀人——他想把怒气发泄在神圣图像上，死亡只是意外。这是马丁内斯提出的解释，并非关于作案者的确证结论。院长查阅了精神病院记录，寻找类似病例，但一无所获；她只是推测，忏悔者这样年纪的男子过去或许曾被收治。

解释与证据之间的区别至关重要。这个拟议的诊断使反复发生的袭击可以被理解为针对神圣物品的敌意，却没有确认作案者的身份、证实他的经历，也没有厘清与案件相关的每一起受伤和死亡事件的具体情况。调查为显而易见的模式找到了一个名称，却没有找到一个经核实、能够与之对应的人。

调职与未决案件

马丁内斯最终接到命令，停止调查忏悔者案，转而调查科洛尼亚森特诺区和科洛尼亚波德斯塔区的武装抢劫案。上级告诉他，教堂袭击案并未正式结案，但由于忏悔者似乎已经消失，而圣特雷莎缺少足够的调查人员，无法安排警员昼夜监视教堂，案件已经停滞。马丁内斯没有提出异议，接受了调职。因此，案件原则上仍然悬而未决，却失去了原先投入其中的人员和关注；现有证据没有提及逮捕或最终结案。

警方注意力的局限，与不断发现女性遇害者的情况形成对照。一天早晨，马丁内斯在警察局准备报告、挑选警员时，一副担架从走廊里抬过埃米莉娅·梅纳·梅纳的尸体。周围的人没有注意到她。她的尸体是在埃尔奇莱非法垃圾场发现的，该处是尤卡特科斯街与科林托兄弟砖厂附近的一片非正式垃圾倾倒地。检查记录指出她遭到强奸、刺伤和焚烧，但无法确定是刺伤还是烧伤导致死亡，也无法判断焚烧发生在死前还是死后。由于垃圾场经常发生火灾，报告无法排除意外起火的可能。这个地点没有正式名称，因为它本不该存在；它的非正式名称标示出一个证据难以保全、甚至死亡经过也难以查明的地方。

其他案件显示，日常通勤路线和工作条件如何影响案情记录，却无法据此确认凶手。十六岁的玛格丽塔·洛佩斯·桑托斯在埃尔普罗格雷索工业园区一家加工出口工厂Ｋ与Ｔ上完第三班后失踪。班次于凌晨五点结束；沿着她可能步行回家的路线，照明、路面铺设和排水设施都不完善。她的母亲报了失踪案，但四十多天后，她的尸体在马约雷纳社区一间小棚屋附近被发现。法医无法确定死因。这些细节说明了她失踪前后的环境，却没有给出经过证实的解释。

二十六岁的亚利桑那州亨茨维尔访客露西·安妮·桑德失踪案，同样充满不确定性。她与朋友埃里卡·德尔莫尔在圣特雷莎外出度过一夜后，露西·安妮在广场下车，跑过草坪；之后德尔莫尔便找不到她。广场上仍有情侣和儿童，德尔莫尔并不觉得那里有威胁。她四处寻找、大声呼喊，天亮时前往警察局报失踪，之后又向美国领事馆求助。这一事件将失踪置于熟悉的公共空间之中，而非将危险描绘成事先便显而易见的东西。

一份后来的报告记载了十九岁的罗萨里奥·马尔基纳——她的尸体在圣巴托洛梅社区库赛加工出口工厂后方被发现。她外出跳舞时失踪；她和父母都在同一家工厂工作。初步检查确认死因为扼颈，法医报告称她死前遭到强奸。这些案件已知的情况各不相同，调查人员能够查明的内容也有所差异。合在一起看，它们说明，单一诊断或一桩停滞的调查都无法解释这座城市更广泛的暴力模式。

机构、关注与叙事意义

马丁内斯的调查也进入了一个媒体关注来去匆匆的环境。楚乔·弗洛雷斯称，随着遇害人数增加，这些杀戮便会成为新闻；等公众重新投入工作，关注度又会消退。在另一条故事线中，奥斯卡·费特请求编辑给他时间调查这些谋杀案，并将其与可能存在的连环杀人、毒品走私、边境、警察腐败以及城市迅速扩张联系起来。编辑坚持认为，费特去圣特雷莎是为了报道一场拳击赛，后来又要他完成那项报道并返回纽约。两人处境相似之处并不在于马丁内斯与费特承担相同职责，而在于他们都遇到限制调查范围的优先事项——警察局调查人员不足，新闻编辑部则缺乏关注或经费。

有关谋杀案的证据一再被转化为行政用语——身份确认、检查、死因以及列入名单——与此同时，重要事实依然无从得知。有些受害者的身份得到确认，另一些则没有。报告未能确定死因，失踪者的经历也在没有找到解释的情况下终结。马丁内斯谨慎的询问可以澄清忏悔者反复实施的行为，但他的调查无法消除所有疑点，机构调职也不会让未决案件消失。他的故事线呈现了一名当地调查人员眼中的城市——种种模式只能从零碎线索中逐渐显现，而追查这些线索所需的人员和资源却一再被调往别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