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耶罗·莫里尼
2666皮耶罗·莫里尼是研究德国文学的意大利学者、译者,也是贝诺·冯·阿奇姆博尔迪的忠实读者。这位行踪隐秘的作家使他进入一个亲密圈子,与让-克洛德·佩尔蒂埃、曼努埃尔·埃斯皮诺萨和莉兹·诺顿相交。他的生活在耐心的阐释工作与无法掌控的变故之间展开——他被诊断患有多发性硬化症,又在一场事故后永久依赖轮椅,但仍独自前往伦敦,并去探访埃德温·约翰斯。他后来与诺顿发展出的关系,赋予一段长久的亲密情谊以情感意义;这个圈子共同的文学热忱既庇护了这段情谊,也使它变得隐而不显。
身份与文学工作
莫里尼1956年出生于那不勒斯附近的一座小镇,1976年接触到阿奇姆博尔迪的作品,比佩尔蒂埃早四年。然而,他直到1988年才出版第一部德国作家的译作——《双歧鹿角菜》。那时,阿奇姆博尔迪的作品已经由其他人译成意大利语。《皮革面具》于1969年推出意大利语译本,随后是《欧洲之河》《遗产》和《铁路的完美》;罗马一家出版社还在1964年出版过一部名为《柏林地下世界》的战争故事集。这段早期出版史使阿奇姆博尔迪在意大利为人所知,却并未使他获得成功——他的书被作为滞销书处理、遗忘在仓库里,或被制成纸浆。
莫里尼没有把读者寥寥当作放弃这位作家的理由。翻译《双歧鹿角菜》后,他在米兰和巴勒莫的期刊上发表了两篇研究文章。一篇探讨《铁路的完美》中的命运;另一篇考察《水螅》和《比齐乌斯》中的良知与罪责,将一部看似情色的小说与一部不足百页的短篇作品并置。他的批评研究帮助意大利读者理解阿奇姆博尔迪;莫里尼的第二部译作《圣托马斯》于1991年问世。这一系列工作表明,莫里尼不只是书籍译者,也是一位倡导者;他的论文帮助维系一位作品声誉尚未追上其成就的作家。
到1991年,莫里尼已在都灵大学教授德国文学。他的学术志业与身体状况紧密交织——医生诊断他患有多发性硬化症,而一场离奇、惊人的事故使他永久依赖轮椅。小说记述这些事实,却没有让他的知识生活被它们遮蔽。莫里尼继续阅读、翻译、教学、旅行,并参与团体生活;轮椅是他生活中的实际组成部分,而不是将他简化为疾病的理由。
友谊与阿奇姆博尔迪圈子
莫里尼与佩尔蒂埃、埃斯皮诺萨和诺顿组成四人团体,他们因阿奇姆博尔迪而结缘,但彼此关系并非仅限于职业交往。1994年底在阿维尼翁举行的战后欧洲文学研讨会上,莫里尼和诺顿作为旁听者出席,佩尔蒂埃和埃斯皮诺萨则发表论文。散会后的聚会,通过众人在城中的日常行动展现出这个圈子的亲密——诺顿推着莫里尼,两个男人走在她们身旁;有时则由佩尔蒂埃推轮椅,诺顿走在前面,笑着回望。众人也并肩而行,在河边停下,谈论共同痴迷的德国文学;无论交谈还是雨水,都打不断他们的沉默。
当诺顿先后与佩尔蒂埃和埃斯皮诺萨发展关系时,这份情谊经受了考验。莫里尼是团体中最后一个得知此事的人。他早已感觉诺顿或许会与人发展亲密关系;这并非因为他察觉到她对佩尔蒂埃有某种特定吸引,而是因为他把她普遍的疏离感解读为一种迹象——只要有人适逢其会,她便可能与之亲近。他没有料到埃斯皮诺萨。当诺顿告诉他这两段关系时,他虽然吃了一惊,却掩饰了自己的反应。他迟迟才得知消息,因此与其他人变化中的亲密关系有了距离,尽管他仍是这个圈子的一员。
朋友们最终对这种情形的回应加深了彼此情谊,而非将其摧毁。佩尔蒂埃和埃斯皮诺萨逐渐明白,诺顿并非毁掉他们友谊的人;相反,她使他们意识到,他们本来就拥有慷慨的胸襟。他们以一个无言的承诺,确认了这份长久的友谊。莫里尼在这一发展中的角色并非从中调停——他后来才得知这些关系,并私下消化这个消息。因此,小说将男人之间的友谊与他们各自对诺顿的感情区分开来,让忠诚得以延续,同时并未假装嫉妒和惊讶从未存在。
旅途、身体与相遇
莫里尼前往伦敦,标志着他打破日常惯例。通常他因会议或会面出行,交通与住宿费用由主办机构承担。在一个梦见诺顿的梦境之后一周,他从至少四种角度解读这个梦,并自费前往伦敦。他没有任何职业上的借口,也不是应人请求前来帮忙——四天前他曾与诺顿交谈,并告诉她自己打算去一座许久未访的城市。
诺顿欢迎他,并提出让他住在自己家里,但莫里尼说他已经订好了旅馆。她到盖特威克机场接他。两人在旅馆附近吃早餐,白天各自活动,晚餐时再到她的公寓见面。他们起初谈的是阿奇姆博尔迪日益增长的声名,以及他的故事中仍然存在的空白;后来,他们转而回忆个人往事,一直谈到凌晨三点。诺顿帮莫里尼进入大楼的旧电梯,又陪他走下六级台阶。因此,这次探访既延续了他们共同的智性生活,也让两人私下靠近一段尚未命名的关系。
在早餐与晚餐之间,莫里尼起初几乎不敢离开房间。最终,无聊促使他前往海德公园;他四处漫步,没有留意周围的人。有些人好奇地注视着他,因为他坐着轮椅移动时态度坚决、步伐稳定。这一段具体展现了他的行动能力在日常生活中的样貌——小说没有把他在公园中的行程写成治愈或象征性的胜利,而是将它呈现为一次出门行动、按照自己的方式穿行公共场所的举动。
另一段旅程带莫里尼、佩尔蒂埃和埃斯皮诺萨来到瑞士一家收容院,埃德温·约翰斯住在那里。办理手续、应付官僚程序之后,一名护士带他们穿过宽阔的院区,来到后方的一间小屋。小屋布置舒适,适宜居住,里面有扶手椅、壁炉、橡木桌、几种语言的书籍、电脑和调制解调器,以及淋浴设施。与约翰斯交谈时,莫里尼问他为何自残。这个问题表明莫里尼此行寻求的是什么——不仅是了解一位艺术家的作品,也是想知道其决定背后的原因。约翰斯反问莫里尼是否打算发表他们的谈话,使莫里尼寻求的解释仍悬而未决。
爱情、确认与结局
莫里尼对诺顿的感情经历了曲折的发展。他不是最早知道诺顿与佩尔蒂埃和埃斯皮诺萨关系的人;他独自前往伦敦,则是在做了一个梦之后,而他明白,仅凭解读无法轻易改变这个梦。然而,这次探访让他和诺顿得以共处一段时间,不再只谈阿奇姆博尔迪。他们共同的过往由此在回溯中改变了意义——一段原本看似属于圈子友谊的关系,成为两人都尚未充分承认的爱情。
诺顿问莫里尼,她怎么会花这么久才意识到他爱她、而她也爱他;两人的相爱由此得到明确确认。莫里尼回答说,这怪他自己——他在这种事情上实在不开窍。他的回答没有大谈自己发生了怎样的转变,而是平实地解释了迟延,符合这一人物的特点——他始终在情感上投入其中,却不易被人看透。彼此的表白使他们的亲密关系成为明确的伴侣关系,也赋予此前的旅程、交谈和共同沉默以新的意义。
莫里尼的故事线并未解开阿奇姆博尔迪身上的谜团,也未能从约翰斯那里得到答案。相反,他的文学追寻与命运、偶然以及解释的限度等问题交汇,而他的个人故事则抵达一种彼此确认的状态。他的轮椅、教学、翻译、旅行和爱情,都是同一段人生的一部分,并非彼此分隔的寓言——本书呈现一个人在身体受限、问题无解的处境中,仍继续行动并建立感情。在此处呈现的结尾部分,最为决定性的变化不是他的身体状况或文学使命,而是他和诺顿终于能够说出两人之间的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