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德罗·内格雷特

佩德罗·内格雷特是圣特雷莎的警察局长，他的形象呈现出职位权力与行使权力时所依赖的私人关系网络之间的张力。他负责监督针对女性死亡事件的调查，但这些案件屡屡失去进展，或被简化为个别解释。与此同时，他为一位权势显赫的朋友招募拉洛·库拉，后来在一场暴力冲突后将他带回，最终还问这名年轻人是否愿意加入警察队伍。因此，内格雷特的权威既有制度性的一面，也有私人关系的一面——他能够指挥警务行动，也会把人视作自己可以安排前途的门生。

身份与权威

内格雷特出现在对埃斯佩兰萨·戈麦斯·萨尔达尼亚的早期调查中。她年仅十三岁，遗体先被送到警察局，随后送往市医院停尸房。法官和警员检查过遗体后，内格雷特带着两名副手赶到，再次查看遗体，并询问官员们得出了什么结论、是否知道死者身份。法官认定死因为勒颈；警员不知道受害者的身份。内格雷特说他们会查明，然后与法官一同离开。他的副手随后试图召来最先发现女孩的警员，却得知他们已经返回巡逻岗位。这一场景确立了指挥层级，也展现出案件多么容易迅速散入日常事务之中。

小说将这些警务工作置于一座扩张速度超过基础设施承载能力的城市中。圣特雷莎有工厂和加工出口工厂，有工人和移民不断涌入，也有毒品贩运以及鲜明的贫富差距；楚乔·弗洛雷斯将这座城市最显著的匮乏描述为时间。城市的工业景观和不断蔓延的街区构成内格雷特任职的环境，快速增长与能力不足并存。警察局长只是这个承压秩序中的一名行动者，并非置身其外的权威。

调查与追责的局限

对于身份或案情仍未查明的受害者，内格雷特行使权威的方式受到考验。一名身份不明的女子在塞罗埃斯特雷亚山坡被发现后，报纸刊登了她的照片，但无人出面认领。四天后，内格雷特独自前往发现遗体的地点，甚至没有带上埃皮法尼奥·加林多。他查看遗体被发现的地方，爬上山丘，眺望周围的居民区、公路、沙漠和开阔平原。他独自走访现场，为调查提供了具体的地理背景，但叙述中并未因此查明死者身份。受害者依然身份不明，而城市周边的景观仿佛延伸至更多遭到忽视和失踪的空间。

另一起案件中，埃米莉亚·梅纳·梅纳遇害后，警方将罪行归咎于她的男友，但警方寻找他时，他已经失踪。他的亲属提供了一个据称的去向，警员前往搜查，却没有发现他的踪迹。案件仍未了结，很快便被遗忘；遗体被发现五天后，另一名死去的女子出现在靠近边境、毗邻学校和加工出口工厂建筑残骸的地面上。这一连串事件具体呈现了警方结案能力的局限——嫌疑人可能消失，案件可能悬而未决，而在第一起案件解决之前，另一名受害者已经出现。

同样的制度性不确定性也存在于内格雷特亲自检查的案件之外。记者伊莎贝尔·乌雷亚遇害后，这起事件被解释为一场未遂抢劫，也有人认为是疯子或吸毒者所为，或者可能是中美洲退伍军人为筹措前往美国的路费而下手。家属提出要求后，警方没有进行尸检；弹道分析材料后来在圣特雷莎与赫莫西约之间转运时遗失。不断变化的解释和遗失的证据表明，个别死亡事件可能在没有明确结论的情况下被归档。这些情况并不能证明内格雷特本人对该案负有责任，但勾勒出他任职期间更广泛的警务与司法环境。

庇护关系与拉洛·库拉

内格雷特与拉洛·库拉的关系始于一次招募行动。他前往维利亚维西奥萨，为老友佩德罗·伦希福寻找可靠人手。他询问几名年轻人是否会开枪、是否值得信任，以及是否愿意赚钱。选中最年轻的那人后，他私下询问埃皮法尼奥的看法。这个男孩未经任何仪式便被选中；一位老人叫他向母亲道别，他却没有道别就离开了。这段情节展现了内格雷特经过审慎判断作出选择，但他的目的是把一名年轻招募者安排到朋友手下，而不是让他加入警察队伍。

几个月后，拉洛在针对伦希福家的袭击中受伤，并因向袭击者开枪而遭到逮捕，其中一人是州司法警察督察。内格雷特与埃皮法尼奥来到警察分局，在地下室牢房找到拉洛，并下令为他解开手铐。警员解释说，拉洛射杀了那名督察和另一名枪手；内格雷特则辩称，男孩是在受到惊吓的情况下行动，而那名死去的督察若有机会也会杀了他。这场对峙揭示出内格雷特可以改变嫌疑人眼下所受处置的能力——他没有任由逮捕决定拉洛的处境，而是将开枪重新解释为自保，并让他离开羁押状态。

一个月后，内格雷特回到伦希福的牧场，要求带回拉洛。他说自己当初将男孩托付给伦希福，现在因为对方对待男孩的方式而要把他带走。内格雷特不满拉洛被安排给缺乏经验的人，而不是跟随有经验的人学习。伦希福同意放人；内格雷特询问了家人和生意的情况，随后安排男孩离开。返回圣特雷莎途中，他问拉洛是否愿意加入警察队伍；拉洛点了点头。内格雷特的保护因而转为招募，完成了从替朋友挑选男孩到引导他进入警察队伍的转变。

城市及其不均衡的体系

小说对圣特雷莎的整体描写，阐明了内格雷特的权威所能及与所不能及之处。这座城市从没有铺设路面的贫困街区和遭到冷落的广场，延伸至中产阶级社区、工业园区、公路、铁路线和边境口岸。城市边缘的贫瘠田野间有黑秃鹫活动；围栏以北则是亚利桑那州的沙漠。工业仓库和加工出口工厂并非独立于城市的另一世界，而是与棚户区、空地和临时聚居地同处于一片广阔的城市空间之中。这些细节为调查勾勒出一幅地理图景——工作、迁徙、商业、贫困和危险彼此相邻。

跨境流动也使警察管辖区边界的概念变得复杂。奥斯卡·费特经过一座美国边境城镇，随后通过墨西哥检查站，警员在那里检查他的证件，高高的围栏则将两国分隔开来。另有叙述提到，佩德罗·乌里韦拥有一百多辆货车，每隔半小时或一小时，便将货物从赫莫西约和圣特雷莎的加工出口工厂运过边境；乌里韦家族在菲尼克斯和图森也有产业。叙述并未将这些关系网络归咎于内格雷特，而是把这位警察局长置于一个合法贸易、毒品贩运和跨管辖区流动共同塑造公共秩序条件的地区之中。

叙事作用与意义

内格雷特既没有被塑造成能够侦破城市罪案的超然调查者，也没有被简化为警察失职的象征。他早期登场时表现得循规蹈矩——他检查受害者、询问姓名，并期待警员继续寻找线索。后来，他果断出手帮助拉洛，运用职权结束这名年轻人的羁押，又凭借私人关系将他从伦希福手中带回。这些相互对照的行动，使他兼具公共权威与私人责任的身份变得清晰。

在死亡可能沦为统计数字、嫌疑人可能消失、证据可能遗失的叙事中，这种双重身份至关重要。内格雷特的介入为一名年轻人提供了摆脱一段失当安排的出路，但悬而未决的谋杀案仍构成更广泛的整体局面。他最终向拉洛提出从警，也既是个人庇护之举，又让拉洛进入了那个能力受到周边案件质疑的机构。因此，这个人物将城市中的私人关系网络与失灵的调查体系联系起来，但并未暗示一项个人举动就能修复更大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