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拉
2666洛拉离开奥斯卡·阿马尔菲塔诺和女儿罗莎时,宣称自己打算去探望一位被收容在蒙德拉贡精神病院的诗人;然而,这趟旅程后来变成了她在西班牙和法国之间漫长而漂泊不定的经历。她的信把这段旅程写成忠诚不断转变、现实版本彼此竞争的故事——她把诗人当作一位需要逃离囚禁的心爱之人,追寻着他;而实际陪伴她旅行的伊玛库拉达则帮助她一路前行,阿马尔菲塔诺留在家中,试图理解她离去后留下的一切。
身份与离去
洛拉是阿马尔菲塔诺的妻子,也是罗莎的母亲。在阿马尔菲塔诺的回忆中,她还是家里那个随身带着武器的人——罗莎出生之前,洛拉曾向机场工作人员解释,说她带着的弹簧刀是削水果用的。罗莎出生两年后,她离开了,仍然带着那把刀。这段回忆把一个象征自立的具体物件,放在她声称的离家理由旁边;那个理由却实用性甚低——她要去探望自己仰慕的诗人,当时他住在圣塞巴斯蒂安附近的精神病院里。
离家前夜,洛拉收拾行李,阿马尔菲塔诺听她解释。她答应很快回来,并请他照顾罗莎。她还告诉他,在阿马尔菲塔诺进入她的生活之前,她曾在巴塞罗那的一场聚会上认识诗人,并与他相爱。阿马尔菲塔诺知道这番话并不属实——他认为洛拉最初是从他送给她的一本书中得知诗人的,而诗人是同性恋。尽管如此,洛拉的说法仍成了推动她离去的想象世界的一部分。她买了诗人的其他著作,还聚集了一群把他视为天才或神圣使者的朋友,其中包括一些刚离开精神病院或戒治机构的人。阿马尔菲塔诺料想她最终会去圣塞巴斯蒂安;他没有与她争辩,而是提出给她一部分积蓄,并答应照顾罗莎。
黎明时分,洛拉的朋友伊玛库拉达带着一个小背包来了。伊玛库拉达——洛拉称她为伊玛——坚持说她们得趁巴塞罗那还不难离开时动身。洛拉和伊玛隔着厨房桌子交换了一个深切却几乎无言的眼神。阿马尔菲塔诺原以为自己会更加难受,却只是看着她们离开;临走时,洛拉亲吻了他的两边脸颊。于是,她的离去并非一场干脆的决裂,而是一个亲密关系悬而未决的场景——她承诺回来,把孩子留给父亲照料,而同行者已经开始掌控旅程的步调。
与伊玛同行的旅程与书信
一周后,一封盖有潘普洛纳邮戳的信向阿马尔菲塔诺讲述了她们截至当时的旅程。洛拉和伊玛在莱里达的一家路边餐馆做了两天工,餐馆老板还经营着一座苹果园。老板问她们是否愿意留下来帮忙即将到来的收成时,伊玛与他交谈,洛拉则坐在果园唯一一棵白杨树下的加拿大帐篷旁,读着诗人的一本书。伊玛没有解释老板的提议;第二天,两名女子就离开那里,走到公路旁搭便车继续上路,连告别也没有。
在萨拉戈萨,她们住进了伊玛一位大学旧友家中。洛拉精疲力竭,早早上床,却听见其他人彻夜谈论往事、反抗佛朗哥、萨拉戈萨的一所女子监狱,以及地下斗争中令人震撼的景象。信随后从旅途记录转向个人表白。洛拉坚称自己不是女同性恋,同时承认伊玛是;她用阿马尔菲塔诺无法理解的说法,描述自己对性关系的理解。信中突如其来的转折,显露出阿马尔菲塔诺既无法掌控她的行程,也无法掌控她对行程的叙述——他手里拿着信,一边读,一边用脚摇动罗莎的婴儿座椅,在留在家中的女儿与从远方写信的妻子之间进退维谷。
追寻诗人的洛拉和伊玛一次次前往精神病院。第一次去时,她们被拒之门外,只得从外面观察院区——道路、灰色围墙、病人的散步路线,以及周围的树木和灌木。第三次尝试时,她们谎称伊玛是报社记者、洛拉是诗人,终于约到了会面。一名医生或牧师领她们穿过蓝白相间的走廊,来到一间朴素的房间,洛拉终于和她一直寻找的那个人说上了话。她告诉诗人自己很想念他,讲述自己试图看守那位哲学家在巴塞罗那的公寓,并描述她和伊玛走过的公路与城镇。诗人向伊玛要了一支烟;她递给他,随后开始阅读,而洛拉继续说话。
洛拉最终说出了此行真正的目的——她相信诗人是一个想要逃出去的囚犯,于是提议他们三人一起去法国。她的计划十分具体——他们翻越山脉,前往圣让德吕兹,再乘火车去巴黎,找清洁工作或照顾孩子的工作。诗人负责写作;洛拉预想自己会怀孕,几个月后再回西班牙。她说这个计划是伊玛想出来的。因此,营救计划源于洛拉的信念,也得益于伊玛的实际筹划,但诗人的回应仍不确定。他问起伊玛,而伊玛继续阅读;他并没有直接确认洛拉为他们安排的未来。
第二天以及之后几天,精神病院工作人员都告诉她们,诗人正在卧床休养。她们的钱用完后,伊玛决定南下马德里向哥哥借钱。洛拉留在圣塞巴斯蒂安,独自探访精神病院,并给阿马尔菲塔诺写长信。她紧抓着围栏,仿佛想与诗人建立心灵感应,有时则在院区附近阅读,或采集花草。她期盼的出逃并未发生;追寻因此变成了等待、守望和写信的日常。
等待、失联与巴黎
洛拉的信也记下了她在等待期间建立的关系。她接受拉拉萨巴尔搭载,对方开车带她去蒙德拉贡的墓地;两人发生性关系,之后交谈。她起初拒绝他给的钱,告诉他自己对诗人的执念,并听他承认自己无法理解这种执念。后来,在一封贴着法国邮票的信中,她把拉拉萨巴尔描述为一个好心人——他提供住处,开车送她去精神病院,帮她承担费用,还带她去看电影。他向她求婚,洛拉则提醒他自己已经结婚。他的照料改变了她等待时的处境,却没有改变她等待的方向。她去精神病院的次数减少了,仍在寻找征兆,却不指望自己能够理解;另一些时候,她又会毫无预警地失踪,拉拉萨巴尔便在圣塞巴斯蒂安四处找她。
之后,通信中断了。阿马尔菲塔诺五年没有洛拉的消息。一封从巴黎寄来的信中,洛拉说自己在清洁大型办公楼,做夜班,晚上十点上班,凌晨四点到六点之间某个时候下班。她乘地铁回家,形容那个时刻的城市极其忧伤。她又有了一个孩子,是个名叫贝努瓦的儿子;她说自己曾住院,却没有说明原因,也没说自己是否仍在生病。她没有提到任何男人,没有询问罗莎,也没有说自己为诗人制定的计划后来怎样了。
那封信是打字写成的,阿马尔菲塔诺想象洛拉在她打扫的某间办公室里写信,周围是办公桌和清洁用具,窗外是巴黎的灯光。他想象的场景让她所述的生活与他脑海中的生活之间的距离显现出来,却没有消除这种距离。他怀疑她是否如实说了自己的工作,随后又确信地想象她是一个在夜间写信的清洁工。她没有提到罗莎,并不能证明她忘了女儿,却让两人之间的距离变得无可否认。
归来、重逢与再次离开
离家七年后,也就是巴黎那封信寄出两年后,洛拉回来寻找阿马尔菲塔诺和罗莎。她在旧住址四处打听,遇见一些已经认不出她或不再信任她的人;她住进兰布拉大道附近的一间寄宿屋,与外籍工人同住。她一心想找到家人,但在变化了的巴塞罗那四处漂泊时,也透过神话式的身份认同看待自身处境——有时她把自己想象成厄勒克特拉,有时又把自己想象成从窗边看着孩子们的母亲。这些自我形象并没有让寻找家人变得不那么具体;它们展现了洛拉试图借助哪些故事来置身于这段经历之中。
阿马尔菲塔诺的一名昔日学生认出了她,并提出让她住进自己的房间。两人的相遇亲密,却并不简单——他拥抱她时,她短暂地让他抱着,随后在他耳边说了些什么;他退开,坐到地板上,而她仍坐在椅子上。几个小时里,他们分别待在客厅两端的角落。之后,他们继续寻找她的家人。洛拉终于见到阿马尔菲塔诺时,立刻朝他走去,尽管起初并没有认出他。他胖了些,头发也稀疏了;他却一眼就认出了她。两人的交谈很简短——她说他变了,他回答说她没有——随后他们一起离开。
此时,阿马尔菲塔诺住在圣库加特,在巴塞罗那自治大学教哲学;罗莎则在当地一所公立小学上学。洛拉告诉罗莎自己是她的母亲。罗莎尖叫着拥抱她,几乎立刻又跑回房间躲起来。因此,这场重逢既是相认,也是退避,并非两人从前的关系即刻恢复。那天夜里,洛拉告诉阿马尔菲塔诺,自己病得很重,恐怕快要死了,她回来只是为了再见罗莎一面。她拒绝了他送自己去医院的提议,说她更信任法国医生,并给他看了一些法文文件,上面写着她患有艾滋病。
第二天,洛拉和罗莎手牵着手,在车站附近一起散步。阿马尔菲塔诺远远跟在后面,没有打扰她们。洛拉与家人相处的五天里,他询问贝努瓦的情况。洛拉记得儿子聪明而敏感,还说他只看了她一眼,就知道她快要死了。她认为不该对孩子隐瞒这种事。她的牵挂分在两个孩子之间——一个是她回来探望的女儿,另一个是她留在巴黎的小儿子。法国药快吃完时,她说自己必须回到贝努瓦身边。她承认自己不知道究竟是谁需要谁,但坚持说自己必须去看看他怎么样了。
阿马尔菲塔诺给她留下一个信封,里面装着他大部分积蓄。虽然他原以为自己下班回来时洛拉已经离开,她却仍待在客厅里读一本关于希腊的书,电视开着,却没有声音。家人吃完饭、罗莎睡着后,阿马尔菲塔诺因为天色已晚,问洛拉是否愿意留宿。她的归来并未以永久团聚告终——五天的相处让母女重新进入彼此的生活,但洛拉的病情和对贝努瓦的责任又把她拉向别处。
叙事作用与意义
洛拉的故事很大程度上通过阿马尔菲塔诺的回忆,以及洛拉从旅途中寄给他的信件展开。信件对她的动机和经历作出生动而有时相互矛盾的叙述,阿马尔菲塔诺的反应则显露出他所能了解的限度。他知道她关于曾与诗人相恋的往事是假的,却无法否认她追寻诗人的强烈执念;后来,他想象她写巴黎来信时的情景,却无法核实她生活中的每个细节。这种叙事结构保留了洛拉与他的距离,而没有把她变成一个被丈夫彻底理解的人物。
她的旅程一再呈现浪漫构想与实际处境之间的反差。她想象着营救诗人,与他在巴黎共同生活,拥有工作、诗歌和孩子;然而,一次次探访带来的却是限制、等待,以及诗人态度的不确定。伊玛的筹划、拉拉萨巴尔的帮助和阿马尔菲塔诺的积蓄,能解决眼前的需要,却没有消除洛拉对想象中目的地的执着。她所设想的逃离,与她实际过着的断续而不稳定的生活之间的差异,是她人生轨迹的核心。
洛拉的归来让她离去的后果不再抽象,而成为亲身经历。罗莎已经长大到能够认出母亲,却也因重逢过于强烈而逃开;贝努瓦的存在则说明,沉默的那些年里,洛拉已经建立了另一个家庭。疾病促使她回来见罗莎,却没有抹去她与留在巴黎的儿子之间的牵系。她再次走进家庭,又再次离开,使阿马尔菲塔诺和孩子们通过一连串缺席、书信和短暂相遇彼此维系,而不是迎来一个安稳的归家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