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特

费特是一名纽约记者，他在圣特雷莎的工作揭示了一个故事的重要性与它所能获得的关注之间的差距。他受命报道一场拳击赛，却开始专注于女性遇害案，并试图将报道方向转向此案。他的编辑拒绝了这项调查提议，坚持要求他完成体育报道；费特则坚持认为这些谋杀案更为重要。根据此处的材料，报道本身最终并未完成，但追查此案的尝试使他结识了罗莎·阿马尔菲塔诺，也使他遭遇严重威胁，迫使两人逃离他住的汽车旅馆。

身份与任务

费特因一项体育报道任务来到圣特雷莎——杂志要他报道一场拳击赛，然后返回纽约。这是他的编辑一再要求他遵守的职业界限。然而，费特逐渐认为，女性遇害案不该沦为他提交拳击报道时的背景。冲突不仅在于两个报道主题之间的取舍，还在于已获经费支持的任务，与他认为值得关注的危机之间的矛盾。

令他更加关注此事的，是人们所知的情况与他们能够让别人听见的内容之间的落差。曼努埃尔·埃斯皮诺萨回忆起的一段谈话中，一个男孩告诉他和让-克洛德·佩尔蒂埃，圣特雷莎已有两百多名女性遇害。这个数字令他们难以置信。男孩还说，遇害事件从1993年或1994年持续至今，总数可能更高，也许有250或300起，但无法确知。这一估计是转述而来，并非经核实的统计数字，却呈现出费特试图报道的事件之规模与不确定性。

从拳击赛转向女性遇害案

女性遇害案早已为公众所知，但公众对它的关注时有时无。楚乔·弗洛雷斯描述了反复出现的情形——遇害人数增加时，新闻报道和当地议论会短暂聚焦此案；之后，关注便逐渐消退，人们又回去工作。他把这些谋杀案比作一场残酷的罢工，这个比喻表明，暴力既会打乱日常生活，也会一再被日常生活吸纳。费特在北方竞技场附近与楚乔共进早餐时听到这番话；当时他仍身处本该报道的拳击赛事相关活动中。

费特试图在向编辑提出的报道计划中，将这个更大的故事具体化。他谈到女性遭到杀害，并提出一两个人可能犯下这些罪行的可能性；若果真如此，这些案件将成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连环杀人案之一。他还提议调查毒品走私、边境、警察腐败以及圣特雷莎无节制的扩张。他请求再给他一周时间搜集材料，并承诺此后返回纽约，在五天内交稿。编辑拒绝了请求——费特此行是为了报道一场拳击赛。费特回答说，拳击赛只是个小新闻，他提议进行的调查更为重要。

编辑的拒绝使编辑控制也成为故事主题的一部分。在另一次交谈中，费特得知编辑对这项报道提议毫无兴趣——也可能是没有经费——并被要求完成体育报道后回家。对记者而言，报道构想可能迫在眉睫，但如果缺少机构支持，仍然无法成为可发表的作品。费特的坚持展现了这种阻力，却未能化解它——现有材料呈现了他为报道所作的辩护及编辑的拒绝，并未表明杂志后来接受或发表了这篇报道。

报道、相遇与威胁

费特与罗莎的联系始于拳击赛相关的情境。有人问罗莎为何到场，她说自己以前从未看过拳击赛，是楚乔·弗洛雷斯说服她去的。她告诉费特，三天后两人相识。这一场景将他们的相识置于体育报道任务之中，尽管费特的注意力已经开始转向其他事情。

费特无法完全解释自己为何仍留在圣特雷莎。他在汽车旅馆里与罗莎交谈时承认，自己本该回到美国，或者正在写报道；但他此刻却和她在这里，也不明白自己为何如此。他否认自己是为了与罗莎的朋友罗莎·门德斯上床才来的。这段对话没有为他的选择提供单一而明确的动机，而是将尚未完成的报道，与把他卷入这座城市当下生活的人际关系和事件并置。

后来，费特独自在黑暗中透过汽车旅馆百叶窗望着公路。他的思绪围绕着楚乔·弗洛雷斯和查利·克鲁兹、查利家投下的阴影、罗莎·门德斯，以及逃亡途中遇到的人展开。他还想起母亲的公寓和童年时的庭院，并在记忆中看见哈莱姆街头被风吹起的白裙。这段叙述在圣特雷莎危险的当下与别处的回忆之间转换；他想写的报道并非占据他心头的唯一事物。接线员打来电话时，费特知道自己一直在等这个消息——有人打听他是否在旅馆，接线员回答说他原先在，但已经离开。

逃离与叙事意义

费特叫醒罗莎，让她穿上鞋。他收拾好之前拿出来的少量物品，把手提箱放进车里，并给汽车旅馆接线员50美元，叮嘱如果找他的人来了，就说他已经回家。接线员预料那些人会来。现有材料没有说明这些人的身份，也未确定他们的意图，因此这段对话标示出危险，却没有解释危险的来源。费特和罗莎一同离开汽车旅馆。

黎明时分，他们来到罗莎家中。她的父亲奥斯卡·阿马尔菲塔诺赤脚出现，身上仍穿着仿佛连衣服都没换便睡了一觉的装束。罗莎用西班牙语向他讲述夜里发生的事，包括拳击赛以及他们不得不离开汽车旅馆的缘由。她讲完时，太阳已经升起。阿马尔菲塔诺提议给汽车旅馆打电话，看看警方是否已经到场；但无人接听。随后，他告诉费特和罗莎，两人都应该离开。这段经历使费特从一场公开争论——哪则新闻更值得报道——转入一场私下而未有定论的逃亡，却没有给出安全的结局。

费特的经历将两种消失置于同一视野之中——遇害人数不确定、随后又遭遗忘的女性；以及一名试图让她们的死为人所见，却受编辑交付的任务限制、继而遭遇不明威胁的记者。叙述处理知识的方式进一步凸显了这种对照。男孩给出的不确定数字、楚乔对公众关注起伏的描述、费特遭拒绝的报道提议，以及接线员简短的警告，各自只提供了部分信息。合在一起，这些片段表明，女性遇害案虽广为人知，却依然难以调查、难以持续维持公众关注，也难以转化为获得授权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