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将欧亚大陆描述为一条广阔的通道，农作物、动物和创新可以沿此传播，但认为这不足以解释哪些社会得以繁荣。欧亚大陆的地理有助于说明有用知识如何在不同地区间传播；书中的比较则表明，政治和经济制度决定了社会能否利用这些知识，或是否因此偏离商业和技术发展。

地理与创新的传播

书中沿用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的观点，指出欧亚大陆东西向的地理走向，有助于农作物、动物和创新从肥沃新月地带传播到西欧。这一论点指出了一项确实存在的地理优势——思想和物种可以在广阔的陆地上迁移，而不必遭遇其他地区常见的同类南北向障碍。然而，这无法解释欧亚大陆内的特定地区为何走上不同道路。

英格兰与摩尔多瓦之间的对比清楚显示了这种解释的局限。欧亚大陆的联系或许有助于解释英格兰如何从中东引进创新，而不必从头发明，但无法解释工业革命为何始于英格兰而非摩尔多瓦。地理可以描述传播路线，却无法单独解释使一个地方能够将新知识转化为持续增长的政治和经济条件。

共同禀赋与不平等的结果

书中通过考察驯化物种野生祖先的分布，检验地理解释。现代猪的祖先以及原牛——现代牛的祖先——曾广泛分布于欧亚大陆和北非。亚洲稻的野生祖先分布于南亚和东南亚，而小麦和大麦的祖先则沿一条弧形地带分布，从黎凡特经伊朗延伸至阿富汗和中亚部分地区。

这些广泛的分布削弱了这样一种说法——有用物种的存在能够解释欧亚大陆内部的繁荣。中国和印度拥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也受益于欧亚大陆的地理走向，但如今世界上大多数贫困人口生活在这两个国家。不同地区共有的地理优势，无法单独解释它们为何出现不同的经济结果。

贸易、权力与不同的发展道路

书中对欧亚大陆历史的叙述，也是一部由政治权力塑造的交往史。大西洋贸易扩张约于1600年开始加速后，欧洲各国君主对商业的控制能力各不相同。英格兰君主无法垄断美洲贸易，这有助于促成一批富裕商人群体的兴起；他们与王室联系不深，并推动制度变革。在西班牙和法国，君主对贸易的控制更为有力。因此，英格兰的例子表明，商业联系能够改变国内的政治博弈，而不只是让技术在大陆各地传播。

同一轮扩张在东南亚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影响。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02年，它通过排他性协议、军事力量以及对生产和贸易的限制，力图控制香料贸易。书中强调，该公司的殖民权力强化或强加了攫取性制度，限制了地方商业，并推动经济发展转向其他方向。由此，欧洲扩张在将遥远地区与欧亚及全球市场连接起来的同时，也可能使当地社会无法从这些联系中受益。

大陆解释的局限

书中对全球不平等的整体解释，着眼于各社会能否采用与工业革命相关的技术和组织方式。一些地区做到了，另一些地区则未能做到，部分原因是攫取性制度持续存在，或缺少集权国家。欧洲的商业与殖民扩张也强加或强化了这类制度，有时还摧毁了独立政体和原住民经济。

因此，欧亚大陆作为人员、物资和知识流动的地理空间十分重要，却并非决定命运的因素。其地理走向帮助一些创新传播，其物种则在广大区域提供了资源。但这两点都无法解释为何一个国家实现了工业化而另一个没有，也无法解释为何贸易在一种环境中推动了制度变革，却在另一种环境中助长攫取。书中将决定性差异归结于制度与权力——谁控制商业，谁能够制定政治规则，以及社会能否把获得知识的机会转化为惠及广泛群体的经济发展。